美国时间2016年8月30日，东西方慈善论坛可持续发展峰会在夏威夷召开，中美慈善领袖齐聚一堂，共议人类可持续发展路径。会上，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向中国慈善家抛出一个问题：给你一元钱，你会做什么？

    顺应峰会的主题，多数人都把这一元钱投向了环保领域，但有一位嘉宾的选择与众不同，“这一元钱应该用在孩子身上”。给出这个观点的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他还给出了这一元钱的具体用法，因为在他领导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中，一元钱足以改善一名贫困地区儿童一天的营养状况。

    几年前，诸如“免费午餐”“希望厨房”“幸福厨房”等公益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公益热潮，受益儿童以千万计。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背后，正是卢迈及其领导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长达数年的实地调查、实验和研究。

    而近日斩获“雨果奖”的80后女作家郝景芳即就职于该基金会，她称，能不断给她希望和力量的人，除了“不善言辞，做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的基金会同事们，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贫困儿童发展的目标奔走了几十年”的秘书长卢迈。

    日前，《公益时报》记者有幸与卢迈对话，聆听他对于基金会成长和中国公益发展的看法。

    基金会也是智库

    支持国家政策研究

    《公益时报》：作为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的基金会，是否有着特殊的成立背景？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1997年注册成立的。那会儿批这个基金会很难，大家也不太了解基金会的概念，所以先后征得了两家机关的同意：先是人民银行，后是民政部。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位老领导马洪和薛暮桥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得到了总理的两次批示，所以我们现在依然很感激朱总理。

    我们一开始考虑的方向就是国外类似的研究机构或者台湾的中华研究院，它们身后都有一个基金会作为支持。后来，国务院的发展研究中心确定一条，就是用这个基金会来鼓励社会做政策研究。这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促进政府政策科学的、民主的制定，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通过研究、交流、培训和社会试验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经费是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善款。但是我们得到的每一块钱，都必须向上级汇报。我们的每一块钱都用到了该用的地方，而且当它产生了政策影响的时候，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

    《公益时报》：可以说我们的基金会是一个智库吗？

    卢迈：是的，我们是智库型基金会，我们从事的工作叫战略公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们希望通过几种方式来影响政策，其中一点就是促进交流，这也是我们先期项目的目的。当时，基金会没有几个人，也缺乏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募得了150万捐款，办起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到现在，这个论坛举办了17届。

    《公益时报》：这个论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卢迈：应该说，论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外方来讲，论坛满足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对于中方来讲，是中国政府向外解释我们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所以领导也很重视。一开始论坛被认为是经济外交的渠道，但现在已经超越了经济方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交流项目在这里头体现，像中美金融研讨会等等。相互沟通、促进了解总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意图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利益相关方都不知道情况，那是起不到作用的。

    基金会信誉很重要

    筹款还是靠做事

    《公益时报》：我们基金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什么方面？

    卢迈：2015年，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是7400多万，大部分来自于企业，很少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社会公募也有一些，大概几千块钱那样。

    《公益时报》：基金会有哪些优势吸引企业捐赠？

    卢迈：我们做的事情比较扎实，而且我们希望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政策是影响千万人的事情，如果能够撬动政策，那么能帮助到政府，影响到千万人，这是我们的长处。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有和政策制定者沟通的渠道，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我们深知一条，基金会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牌子，这个牌子不是说它的品牌，而是它的信誉。我们会很注意维护这一条，不卷进任何丑闻，我们很警惕，对于捐款方我们也比较警惕。如果有特殊的附带要求，我们宁可不要，因此拒绝过的捐款也不少。

    《公益时报》：基金会在儿童营养领域耕耘数年，能举例说一下我们的做法吗？

    卢迈：好的，比如说改善学生营养的“阳光校餐项目”。我们的项目范围有9000所学校，但只有3000所能够做到营养基本达标，还有三分之二做不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说，要从“吃上饭、吃饱饭”转化成“吃好饭、吃得有营养”。我们正在努力朝这一步发展。

    前段时间在贵州山区妙隘小学做饭，并在网上直播，就是让公众知道4块钱就能做好一顿饭，而且能够做到基本符合营养。但是当地这个县有将近500所学校，现在能够做到基本符合营养的只有62所，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分析另外的那400多所，规模有多大，距离这个乡镇的远近，还存在什么问题？是培训的问题，是出入库制度的问题，还是说经费就是不够？刘延东副总理评价我们的工作扎实认真，这也是我们的理念，人家捐了钱，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对社会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当他参与了、投入了，他就关心，他就会促使政府改善治理工作。公众在微信、微博上说两句，政府会听，所以互联网有这个好处。

    不敢称“掌门人”

    带动整个公益领域发展

    《公益时报》：我们通常把基金会的秘书长理解成基金会的“掌门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卢迈：我不敢称掌门人。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要时刻牢记对谁负责。对内要对上级部门负责，对外要对社会负责、对捐赠方负责。

    《公益时报》：你对基金会工作风格的要求是什么？

    卢迈：踏踏实实做事情。一旦有人说你太出风头了，就会被盯上，我们不希望卷入这种是非。我们的筹款也不靠出风头，还是靠踏踏实实地做事。

    《公益时报》：基金会的未来发展模式是什么？

    卢迈：我觉得公益领域如今在大发展，《慈善法》实施后，更是给了慈善组织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和个人也会更愿意捐款资助。

    从我们基金会来讲，我们会一如既往，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样的重点活动一直举办下去。在保持做好自己项目的同时，我们也和其他的公益组织保持密切合作。比如“在路上”，我们跟他们一块做山村幼儿园；和“千千树”合作，用了他们的教材；和友成扶贫基金会合作，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研究。我们觉得很多草根组织很有活力，都可以合作，我们也一直和许多学术机构、学术组织进行合作，资助课题、资助研究。

    ■ 本报记者 张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