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遭遇资本寒冬，其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于无筹资途径而难以为继，本报上期以万通基金会为例为这一现象作出了分析。而非公募基金会在收支严重不平衡之后，通常采取哪些自救方式？本期《公益时报》将以安利公益基金会为例，观察基金会自救途径的一种——缩减原始注册资金。据了解，早在一年多前，民政部就通过了安利公益基金会关于原始注册资金的变更申请。由此，我国第一家由民政部主管、具有跨国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的1亿元人民币原始注册资金已缩减至5000万。诚然，这不是非公募基金会撑过“寒冬”的生存长久之计，但在众多基金会纷纷出此下策的当口，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它们的苦衷。

    缩减资金早已花完

    成立4年，安利公益基金会正式将1亿元人民币的原始注册资金缩减为5000万。而对于缩减出来的5000万，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翔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在2015年完成原始注册资金缩减，但是缩减出来的钱早已在之前陆续花完。

    记者统计了安利公益基金会历年捐赠及支出情况（详见下图）。

    安利公益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至2015年缩减原始注册资金，该基金会年度公益支出逐年增加，仅2014年一年就支出7400余万元；而与此同时，年度捐赠收入却持续减少，2014年捐赠收入为3600余万元；收支两端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基金会年末货币资金总额从1亿减少到2014年的5300余万元。最终，安利公益基金会于2015年3月30日正式将原始注册资金由1亿元人民币缩减为5000万。彭翔表示，安利公益基金会近些年的捐赠收入无法支撑大额的公益支出，只能拿原始资金填补收支不均衡产生的资金缺口，但是随着资金缺口的不断扩大，最终只能选择将原始资金进行缩减。

    而对于基金会挪用原始资金后，如何通过年检，彭翔说：“基金会会在每年年检之前提前申请安利公司下一年度的捐赠资金提前拨付到账，从而填补原始资金缺口通过年检，但缺口越来越大，公司每年的捐赠资金已经无法弥补原始注册资金缺口。”

    对此，记者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他表示，一方面，就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而言，原则上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是不能使用的，安利公益基金会挪用原始资金填补支出缺口是否合适尚有争议，因为基金会年检时对原始注册资金硬性要求，是防止捐赠乱象、恶意套空等行为发生，也符合公众对基金会公开透明运作的要求；但另一方面，现行制度也桎梏了基金会的发展，捐赠来源单一且收支不均衡是目前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通病，而在寻求改变中，投资理财是重要途径，但是基金会自身缺乏相关专业人才而导致独立运作可行性较低，而由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只能选择稳健性投资，导致第三方专业投资机构并不愿意接手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褚蓥也强调，如安利公益基金会因原始资金填补公益支出而最终导致缩减原始资金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发生。

    已成普遍现象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设立基金会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不低于800万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不低于400万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不低于200万人民币，原始资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换句话说，对于设立基金会时的原始注册资金，明确了最低标准，却不设上线。

    目前，像安利公益基金会一般，原始注册资金远高于国家所规定的最低标准的非公募基金会不胜枚举，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其中不差钱的有，吸引社会关注度的有，大力投入做公益的也有。

    但在一片盛世之后，又如安利公益基金会这般开始缩减原始注册资金的非公募基金会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各不相同。

    2009年，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将成立时的400万原始资金缩减到了200万；2012年，万科公益基金会将原始注册资金由1亿元缩减为5000万；2013年，作为拥有原始注册资金最高的非公募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也正式将2亿元原始资金缩减到5000万。

    而对于基金会缩减原始资本的原因，彼时，时任万通基金会秘书长的李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万通基金会本身不做任何形式的投资，基金会每年的支出都定向来自万通地产税后利润的0.5%和万通实业税收利润的1%，以及冯仑本人和企业高管额外投入到基金会的资金。这些钱足以维持基金会的正常运营，没必要再进行额外的保值增值填补基金会的公益支出。而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注册登记的原始资金要求为200万，万通基金会的400万原始资金当中，就会有200万是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基金会既没有拿来做投资的必要，放在原始账户上又只有很少的利息，显得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而相比于有固定收入、无需额外投资的万通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缩减原始资金比较无奈，在2008年基金会成立之时，时任理事长的卢德之曾豪言，作为注册原始资金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希望2年内将注册的2亿资金增加到5亿，5年内增加到20亿，10年后做成超百亿的基金会。但是2009年末，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非营利组织在从事包括投资在内的营利活动所得的收入，不享受免税待遇，这就意味着公益基金会投资收益和商业企业一样，要缴纳25%的所得税。华民慈善基金会10年超百亿的远大梦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如果追求这一梦想，除了投资风险自负之外，还将面临高额的所得税压力。

    难以维系的收支平衡

    安利公益基金会之所以每年出现资金缺口，直接原因就是其高额的公益支出，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而反观安利基金会，历年支出均远超规定，最高时接近60%，如此大手笔的支出是其收入无法承受。

    彭翔说：“我想要的不是漂亮的年报，不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儿，而是尽己所能回馈社会。”

    对话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翔

    《公益时报》：安利基金会是否有专业的筹款团队？2015年的募款情况如何？

    彭翔：基金会下设有发展部，其主要的职能就是筹款，以及后期配套的为捐款人提供的包括项目进度、善款使用情况等的捐方服务，目前该部门共有5人。基金会2015年度收入为51,402,014.53元，其中捐赠收入为50,100,363.37元，安利集团固定捐赠38,100,000.00元（安利集团承诺集团全年销售额千分之一固定捐赠给安利公益基金会），安利集团上下游供应链群体以及筹款团队共筹款11,232,277.87元，基金会也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互联网的新型模式，面向除与企业有合作之外的社会公众的筹款，共计筹款160,350.05元。

    《公益时报》：基金会在过去一年的公益支出情况？主要用于哪些公益项目？

    彭翔：基金会2015年度支出共为3239万（32,398,308.62元），包括公益项目的支出、传播等，而其中公益项目支出为3000万（30,499,948.77元）。过去一年当中，基金会仍然以“春苗营养计划”公益项目为主，共支出2400万（24,286,481.41元），新建春苗营养厨房500多所，这已经是该项目的第五个年头，基金会累计建设春苗营养厨房3800多所，惠及到了190多万孩子；而“中国公益人才培养计划”也在稳步运行，我们每年会资助10个优秀的民间公益组织、机构或个人，用于公益项目探索、研发及内部建设等，去年共支出2,352,937.06元；除此之外，2015年基金会其他公益项目的支出情况为，“校餐信任网络”项目支出为1,422,200.00元，“安利社区儿童营养中心”项目支出为1,020,947.72元，“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为5加油）”项目支出为1,107,355.58元。

    《公益时报》：基金会是否做一些增值保值类的投资？

    彭翔：基金会目前基本上不做增值保值类的投资，因为在之前几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碰到了许多问题，作为基金会，对于高收益的投资，因为伴随着很高风险，一旦投资失败，对于基金会的运作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只能投资于一些风险低的固定收益类，但带来的收益往往非常低，而且目前经济环境并不理想。所以我们目前做的投资比较少，虽然比较保守，但是可以保证基金会以及我们的公益项目可以正常地运作。

    《公益时报》：《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非公募基金会当年的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会余额的8%，是否考虑今后可以减少每年的公益支出？

    彭翔：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减少公益支出，我们每年的公益支出远远大于8%这一规定要求，最高时的公益支出达到了50%~60%，否则我们也不会用本金去填补公益支出的缺口。其实漂亮的财报或者规定要求的公益支出并不是我们所过多考虑的，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来回馈社会，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的层面上。

    《公益时报》：面对收支不均衡，基金会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计划？

    彭翔：收支不均衡是这几年基金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对筹款进行细化，像中国公益人才培养计划以及基金会的宣传支出这类无法对外公开募集的项目，就用安利公司每年给我们的定向捐赠；而对于可以向公众公开募款的公益项目，我们将不断拓宽募款渠道，提升募款能力，增加筹款金额，通过细化筹款，做到收支均衡。

    比如，目前为止，基金会每年捐赠收入主要是通过安利集团的定向捐赠以及与安利集团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机构的捐赠，但是随着“互联网+公益”这一新型模式的不断发展，公益组织与公众之间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的建立联系，并让公众的捐赠变得更简单、方便，这大大提升了公众的捐赠热情；但是安利基金会在之前的募款过程中，来自社会公众的捐赠非常少，去年来自公众的善款捐赠只占到了总数的0.3%，这是我们急需提高的方面。

    ■ 本报记者 菅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