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媒体报道佛山一名14岁童工于睡梦中猝死在出租屋内。

    其实，我国采取了国际上相对严格的童工标准，即严禁招收未满16周岁的人。可颇为遗憾的是，国家相关政策却对16岁以内的儿童（特别是贫困儿童）未提供相应完备的保障措施。

    其实，这一事件警示了我国依然存在童工现象，这样的状况更多体现了我国法律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显示出我国童工现象中的一个怪圈——我们基于道德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过高的目标，在无力杜绝问题产生后，又缺乏有效制约。

    而此前媒体报道过的凉山童工现象，以及零散发现的童工案例，根源还在于绝对贫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网络也不算完备。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企业大规模使用童工的出发点，也在利润微薄的低端加工产业链上。雇佣方借助贫穷家庭童工的劣势地位，进一步盘剥童工，支付低工资，往往还通过暴力和虐待而控制他们的自由。

    客观来说，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童工问题，按人口比例来算，我们的童工问题并不突出。而且，我国随着劳动法的实施，义务教育的改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抑制了童工的供给和需求，使得童工问题并未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即便我国法律中对于童工问题的规范并不充分，在面对极端个案时颇无效力，也暂时没有紧迫修改法律的必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童工问题，我们就该袖手旁观。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不足的时候，在我国法律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时，真正解决童工问题，更依赖于触及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即真正保障儿童的义务教育，同时通过对贫困家庭的保障，避免父母强迫儿童外出打工。

    资深公益人士

    姚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