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新加坡。

    来自印度的麦克站在星展基金会首届亚洲社会企业峰会的讲台上非常有底气，在谈到他的社企时会不时激动一下，台下来自亚洲的200名顶尖社企专家、孵化器及能力建设者也积极回应着麦克。

    这位早年留学美国，拿到MBA硕士学位后回国的海归，却在当地推销起了“厕所”。高学历、卖“厕所”，这貌似不太对等的两者，如今却解决着印度当地的重大社会问题，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如今，在追求一定的财务回报外，在社会和环境影响力方面也有量化的回报指标，已经成为社会企业的重要标志。而这已经引起了资本市场的足够兴趣，并积极为其“保驾护航”。

    追求“社会影响力”的

    商科毕业生

    在美国念完MBA硕士后回到印度，麦克没有选择热门的商业领域，而是针对当地卫生条件恶劣的状况注册成立了一个旨在向当地低收入群体低价售卖厕所，帮助改良卫生条件的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发展异常艰难，麦克表示，即便是带着制作详细的融资方案去找银行家融资时，也会遭遇嘲笑，因为被认为售卖厕所很难有投资回报，并给出26%的高息贷款条件。

    对于不以利润为第一追求，而是追求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企业来说，在初始阶段融资难是普遍现象。

    正当麦克一筹莫展时，印度当地一家公司决定给麦克注入一笔资金，助其发展。麦克在拿到融资后，非常珍视，通过几年发展后开始有所盈利。如今麦克的公司不仅盈利状况良好，还帮助解决了20000人的如厕问题，同时改变了当地人的卫生习惯。

    麦克这样的社会企业无疑是重要的，但这样的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无疑会遇到比一般企业更难的融资等方面的困境。

    谁来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政府支持，社会企业孵化器的建立尤为重要。

    2014年，星展银行全额捐赠5000万新加坡元设立了星展基金会，专门致力于亚洲社会企业培育发展。

    星展基金会理事长吴幼娟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孵化器更多应该看到社会企业在改变社会问题上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而社会影响力成就会有一个评估体系，当盈利能力超过了社会影响能力，我们就不再看作社会企业，而盈利能力也不是我们决定是否资助的主要方面。”

    需要改变的融资结构

    目前，很多社会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资金、孵化器资金、商业资金。由于商业资金难以获得，孵化器尚处于发展阶段，不少地区的社会企业主要依靠政府资金。

    香港“有机上网”是一家旨在协助有需要的学生进行网上学习的社会企业，意思是“有机（计算机配套）便可以上网，上网便可以有机（机会）”。

    黄岳永是这家机构的行政总裁。据他介绍，“有机上网”做过测算，2011年，香港仍有15%的学生不能上网，“有机上网”随后接受香港政府资金运作，将这15%不能上网者比例降低为4%。此后政府政策出现摇摆，认为4%的未上网者并不需要再继续改变，政府也认为，“有机上网”将未上网人群降为4%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认为“有机上网”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将政府资金投入到更多能利用的群体中。

    这之后，香港政府不再向“有机上网”提供资金支持，突然间的“断奶”对于“有机上网”是一个较为不好的信息。黄岳永觉得，如果自己一开始就不接受香港政府的资助，选择尝试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融资，那么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拿到香港政府资金支持后，就会有KPI考核，还有一些规定，这实际上是对你的业务发展模式和融资能力产生一定阻碍，这时的社会企业可能更多需要遵循政府资金要求的方向运作，我们即便有盈利，但盈利分配也会受到政府要求的影响。”黄岳永说，“如果社会企业一开始就选择市场作为融资方，发展效果可能会很不一样。”

    但即便如此，黄岳永也坦言，初创社会企业要想拿到市场融资并非易事。

    2015年，星展基金会委托依甸咨询研究所以《社会融资的创新》为主题，调查社企资金短缺问题所在。

    结果显示：“商业投资者经常会被主流融资工具约束，只愿意采用长期融资或股权投资方式。另外，商业投资者注意力往往限于少数工业领域或特定的社会规模。这样投资趋势就对初期社会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而许多初期社会企业需要珍视社会影响力的风险资本，获短期营运资本。创业初期得不到投资者青睐将对社会企业日后发展和吸引投资者潜力产生影响。”

    星展基金会主管刘碧婵说：“通过改良的融资工具，慈善资本家，例如基金会，将能在社企融资方面，为降低风险扮演更大的角色。打造综合性的结构以满足社企的发展需求将是重要的突破。”

    孵化器“日子”并不好过

    随着人们对社会企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孵化器开始出现，为社会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但如何可持续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亚洲社会企业挑战赛”是星展基金会与新家坡国立大学在2014年联合推出的公益孵化项目，旨在发掘有潜力持续发展、具社会影响力的社企，今年已是第三年。

    截至2016年5月，已有来自25个国家的参赛者提交超过1千封参赛作品，优胜队伍将获得超过新币17万5千元的“种子”资金。最终，将会有超过250人的初步评审团挑选了120家社企，并从中筛选出12家到新加坡参加9月决赛。期间，入选机构将会接受导师培训等一系列服务。

    据《公益时报》了解，目前星展基金会在中国境内资助的孵化器并不涉及利益分配，投资方与孵化器均是无偿投资，孵化器与孵化对象间也是无偿孵化，不涉及利益分配，这使得社会企业孵化器的自我造血功能存在严重问题。

    2015年，星展基金会和亚洲公益创投网络研究考察了星展银行在各国主要市场的15家社会企业孵化器后，联合发表了《社会效益孵化窍门》研究报告。

    报告发现，专门用于社会企业的孵化器和主流商业孵化器其实不分上下，不过尽管社会企业肩负着解决社会需求的任务，但这些特定的孵化器却很少给予社会影响力测量的辅助，多数社会企业孵化器也没有创造足够的收入，无法自力更生，往往依赖补助金运作。

    星展基金会主管刘碧婵表示，“在亚洲，大多数社会企业孵化器都还处于萌芽阶段且资金微薄，这样一来降低了孵化器孵化社会企业的能力，孵化器能否获得充足的资金从目前来看是一个挑战。”

    社企利润分成各国、

    地区不同

    以解决社会问题设立的社会企业，一般会把解决社会问题产生的影响力评估放在首要位置，但社会企业盈利也将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对于盈利的分成，各地则有着不同的规定。

    2011年成立于上海的“索益文化发展中心”是一家专注公益传播的社会企业，服务于非营利组织、政府与企业。2015年该机构通过提供活动策划、执行服务成为星展基金会的合作伙伴。

    作为该机构的创办人，李磊觉得社会企业利润分配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当然，利润分配的前提是社会企业首先盈利。

    “社会企业就应该看待成一家企业，那盈利将会成为一个必然的需求，应该允许一定利润的分配，进一步用来发展企业。”李磊对《公益时报》表示。

    新加坡星展基金会理事长吴幼娟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社会企业盈利分配在新加坡并没有一个相应法令规定，业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看法，但我们基本鼓励将盈利的70%重新投入到项目和企业自身发展上。”

    对话：新加坡星展基金会理事长吴幼娟

    《公益时报》：你如何认定社会企业？

    吴幼娟：在新加坡并没有一个社会企业注册机构，所有社会企业均为企业方式注册，也不享有免税等政策。认定更多是看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看社会企业的盈利能力。社会企业与企业最大的不同，应该不是将盈利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更多考虑社会影响力。

    《公益时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企业？

    吴幼娟：目前，中国大陆对社会企业定义还不太清晰，但这也可能是全亚洲共同的问题。另外，传统公益机构已经注意到社会企业这种新的模式，一部分已经开始向社会企业转型，但这个过程会非常复杂，不容易做到，也并不是将现有商业模式搬到公益机构中就成了社会企业，这需要很长过程。

    《公益时报》：你怎样看待社会企业利益分配？

    吴幼娟：社会企业利润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目前，新加坡并没有一个法令规定利益分配多少，但我们界内倾向于将30%利润用于分配，70%投入社会企业再发展。社会企业本质上还是属于企业，但不以盈利多少为使命，而是以创造社会价值大小为使命，但这不等于不盈利，如果有盈利适当分配是可以的，也更有利于激发社会企业发展。

    《公益时报》：怎样看待社会企业融资？

    吴幼娟：社会企业融资跟商业融资没有什么区别，但市场融资需要社会企业能力足够优秀，市场融资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星展基金会将帮助社会企业降低融资门槛，给社企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使其能够顺利融资，并提供适当资助，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企业质量会下降。

    ■ 本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