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引起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这场灾害就是人们“谈之色变，避而远之”的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俗称“非典”。SARS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场考验全国人民的灾难，也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进程。

    2003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4月29日，北京地税局即通知，抗非典捐赠在缴纳所得税时全额扣除。

    “这是我国首次做出针对突发性、特殊性公共卫生事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邹铭说，此次政策的出台对提高社会力量捐助积极性的作用显而易见，同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在这次突发性SARS公共卫生事件之前，包括1998年的抗洪捐赠在内的所有捐赠活动中，我国政府都没有如此彻底的税收优惠政策。

    此举极大激发了民间捐助热情，最终非典捐赠善款接近40亿元。

    《公益时报》全程追踪，不仅记录了社会捐赠、公益组织参与的具体情况，及时传达相关捐赠政策，公示捐赠信息，还推出了抗击非典特刊，发行50万份。

    在大灾大捐赠的同时，捐款应如何捐、如何支出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代基金会在中国开始萌芽。

    中国的基金会兼具国外公共筹款机构和运作型基金会的特点，集筹募资金、运营增值和开展公益活动三项功能于一身。自行运作公益项目是中国基金会的一大特色，是其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不过，改变正在发生。现代基金会的管理尝试带来惊喜。

    200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采用矩阵式的管理结构，以品牌项目为筹资核心，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取得了突出成效。全年实现收入10056.7万元，比2002年增加45.8%,其中筹集项目资金和物资9220.3万元，比上年增加44.9%；全年总支出为10340.3万元，比上年增加97.9%,其中项目支出为10071.2万元，比上年增加131.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项收入和项目投资均大幅增加的同时，基本支出却大大减少。

    据分析，2003年中国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共计23万家，但这些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NGO。彼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NGO受到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造成NGO发展的畸形状态：他们跟政府的联系很密切，是政府的附属机构，非政府性表现得不充分；真正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很有限，志愿性表现得不充分；受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比较大，自治性也不充分。

    但无论如何，中国现代基金会在2003年已经开始起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