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理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助人，指帮助受助者使其改善目前的状况；第二是自助，指在帮助受助者的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受助者的潜能，发掘受助者可利用的资源，改变不利于受助者发展的环境，从而使其增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促进受助者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虽近代“助人自助”的理念起源于西方，但若追溯至古，中国慈善事业亦有其萌芽。鸦片战争后“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在内忧外患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渐繁盛起来，对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助人自助”理念

    “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不是绝对的“舶来品”，虽然繁盛于近代，但若要追溯其起源，中国古代亦不乏前例。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栗，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使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悦乎游，民足乎食。”这便是以工代赈的起源,虽然当时的“以工代赈”还只是停留在帮助受助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救助的层面上，并没有考虑到通过一定的工程建设改变受助者的生存环境，使其获得更加长远的自助发展，但从中已经隐约可以看出“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萌芽。

    齐桓公时，管子曾向百姓提供借贷的救助思想，即以通过向百姓借贷食物、种子、土地实现百姓的自助生产，管子曰：“民之无本，贷之圃疆”，亦曰：“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这种通过向受助者借贷必要的生产要素帮助受助者恢复生产的救助方式，后世被称之为“农赈”，为历代加以继承并不断发展。可见，“农赈”为受助者创造了一定的生产条件，使受助者拥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从而使受助者能够做到自力更生，这已明显带有“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宋代黄震改革慈幼之政时，做到了从长远考虑受助者日后的生计问题，并提出使其自立谋生的积极救济法，即使受助者学习一定的技艺，以便将来能够自养，据《黄氏日抄》记载：“今仰店铺有人欲收为使唤，或买卖有欲收为过买，及恐有宗族亲旧自欲收录，或民间欲收养为子，并仰经坊长求四邻保明申上，本司当并此儿一年合支钱米作一项给付收录之家，使之早有归着。各自习学道业，求长久活路。”

    虽然“助人自助”的思想在中国早有出现，但还只是停留在片面化和非系统化的初始阶段，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西方思想的不断传入“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开始逐成长起来。

    近代“助人自助”理念的产生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列强的不断入侵、社会结构的变迁加之天灾人祸不断，以致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仅凭善心去从事慈善事业在数量上和水准上都不足以达到社会的要求；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帷幕，西方慈善事业的引入在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样，在中国社会内部要素和西方慈善事业“示范效应”的叠加下近代中国“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应运而生，开始了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进程。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冯桂芬避居至上海，使他得到了一段与西人接触和大量阅读了西方书籍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冯桂芬提出向西方学习，普及推广“义庄”和“善堂”，设立“严教室”，专收旧家不肖子弟，“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又设立“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学有所成者，三年保释”。通过介绍西方的慈善机构，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慈善思想，通过改造中国传统的“善堂”、“义庄”，冯桂芬提出了变消极的助人方式为积极的助人方式，变“输血”为“造血”。与此同时，冯桂芬和其次子冯芳植共同创建了苏州洗心局，将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付诸实践，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洗心局在翦金桥巷，国朝同治十年郡人冯芳植创建，旧家子弟不肖者送局管束，共建号舍若干间，严行禁锢。”不难看出，冯桂芬已明确提出了在救济贫民的同时教给其一定的技艺，使其能够做到自存慈善思想，即“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慈善活动之中。这既是对西方慈善事业的学习亦是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继承与更新，自此国人开启了慈善理念近代化的历程。

    近代“助人自助”理念的发展

    戊戌变法前后，列强的进一步入侵，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巨额的战争索赔，进一步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在这种痛苦的刺激下，中国人开始了进一步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进程。

    这一时期，“助人自助”慈善理念下的救助对象的外延开始逐步扩大，由原有的“贫民游惰”开始扩展到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应有通过劳动糊口的能力与权利，应该充分发挥受助者的潜能，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受助者都能做到自力更生。近代中国“助人自助”除为受助者传授一定的职业技能外，其形式也产生了进一步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多种新形式的助人方式的产生。

    没有任何恶习又能安分守己的贫民，想从事小本生意而又苦于没有原始资金，为了生计不得不陷入高利贷的盘剥，借钱局的设想因而得以产生。具体借款方式是“自八百文起自五千文止，每钱一千文，按日收回十文，令其自行送局，五日一送，以百日为满。但将原本收回，不取分文利息”。借钱局的出现不仅有效地抵制了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也具有“标本兼治”之利。虽借钱局最初为抵制“印子钱”而设立，但从其慈善理念和实际发挥的功用分析，借钱局侧重于给予受助者“小额贷款”，以帮助受助者增加自身获得财富的能力，使其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贫困，显然体现出近代“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近代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在灾荒连年的背景下，以工代赈这种赈济形式自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以工代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体现在灾后的临时救济上，更是体现在其着眼于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体的长远发展等方面。当时的工赈主要是：“设立实业学校或灾民工厂，组织极、次贫之妇女从事发网、草编、被褥及其他物品的制造，扶持农村手工业，帮助灾民‘自为工作以维持家计’；发动工矿农垦等各方面实业家，增加资本、招募灾民；植树造林，改善植被环境；兴工筑路，浚河修渠，改良灾区的水利设施和交通条件”。

    可以看出近代大多的以工代赈将灾后的临时救济和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慈善救济单纯给予的救助模式，致力于改变受助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给受助者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这无疑已蕴含着近代“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升华

    慈善教育事业在我国自古已有，早在东汉肃宗时期，杨仁就已创建免收学费的“义学”，据《后汉书》记载：“宽慧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道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供之朝。”但主要是为培养地方属吏和为朝廷培养人才，对于贫民的普及性教育相对较少，即使少数开展贫民教育的机构也多把重点放在技能的培训，极少涉及精神激励层面。

    至清末民初慈善教育事业得到广泛的发展，上海龙华孤儿院、狼山聋哑学校、香山慈幼院等众多慈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在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道路上，慈善家开始认识到了：“慈善救济主要是救人之身，而慈善教育则是救人之心，在国家腐败、政治堕落、军阀专横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身是救不胜救的，而欲真正使人得救，就必须先医治这个社会；而欲医治这个社会，就必须先医治人心”。因而近代众多慈善教育机构不仅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技能的培训，更多是把救济提高到精神的层面，从而把善理念从培训受助对象技能提升到给与受助对象精神上的激励，把救济扩展到精神的层面上。

    其中以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最为典型。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熊希龄曾说：“社会有许多孤寡残废的军人，即使政府能一一收养，给与衣食，终不能宽其忧郁之心，平其怨愤之气。只有宗教才能感化和宽慰他们，使之‘乐其余年’。”由此可见熊希龄对精神救济的重视以及他先进的慈善理念。战争期间，熊希龄曾多次到慈幼院的孩子们中间演说，讲自己以前在战争中救人的经历，宣扬舍己救人的精神，鼓励孩子们在国家有难之时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通过熊希龄切身实地的宣传和教育，香山慈幼院的孩子们多次参与了到社会服务工作中，多数孩子被培养出了舍己为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从一个被别人救济的弱势群体变为了不仅能自食其力更能回报社会救助他人的人，从而将“助人自助”的理念进行了质的升华。

    （据《文史博览》）

    ■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