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我希望能屏蔽掉自己的朋友圈。今年已经第8年了，我不想再次陷入那样的悲伤。”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袁孝伟如是说。

    8年前，袁孝伟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失去了右臂，身体和心理都经历了普通人无法面对的困境。8年后，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9名骑友一起完成了一次长达50公里的深山骑行。

    “我一直都保持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习惯，我不想被特殊对待。”袁孝伟在骑行途中对记者说。

    8年前的那场地震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省北川中学的高二（6）班正在上着化学课。刹那间，整栋教学楼开始猛烈晃动起来。几秒钟的工夫，位于3楼的教室下陷至1楼，不少同学被压在坍塌的教室下，袁孝伟也是如此。

    这场震级高达8级的汶川大地震，造成罹难人数约7万人，受伤人数3万多，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00多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

    由于右手被死死地压在废墟下，袁孝伟的身体动弹不得。此时，连续不断地哭声、喊声、求救声通过坍塌的砖石水泥的缝隙传到他耳朵里。但不到30分钟，这些声音渐渐变弱，几乎都听不见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臂的疼痛已经渐趋麻木，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在袁孝伟体内油然而生。他发现不远处有位被困的女同学，两人迅速成为互相打气求生的伙伴。“再过5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再过3小时，我们就得救了”，彼此的相互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生的渴望，给了他们坚持等待救援的勇气和毅力。

    不断袭来的睡意和疲惫感使袁孝伟意识到一定要保持清醒。“你先睡10分钟，到点我叫你。”不知道彼此呼唤了多少回，整整等待48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获救。

    “我当时很疲惫，一度出现了幻觉。梦到出去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了。”袁孝伟说。

    获救之后，由于长期的压伤导致右胳膊软组织全部坏死，他不得不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保命，还是保胳膊？

    “我想既要胳膊又要命，两者都要！”不愿接受这一现实的袁孝伟对这个只能二选一的问题给出了一个颇为“意气用事”的回答。躺在绵阳的医院里，生怕水泥墙再次坍塌的他久久不能闭眼。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保命。截肢的那晚，他是一个人度过的。

    地震之后山里仅有的道路几乎完全堵塞，袁孝伟的家距离北川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因此父母不能在第一时间出来。据说，震后许多出来寻亲的人都碰到了二次坍塌事件，丧失了生命。

    截肢后的一个星期，袁孝伟转至重庆的一家医院。在转院的火车上，他第一次与父母联系上。他回忆道，当时被压在废墟下的时间久了，已经有了放弃的念头，唯一期待的是能与母亲聊天，想听着她的声音离开。在他眼中，母亲以前是个很唠叨的人，但当时只希望身边能有她的陪伴，哪怕她就在废墟外也好。

    “地震时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我的父母联系不上我，跑遍一座座山头去找信号，终于在第五天联系到了我。”袁孝伟说。

    当父亲见到他时，看到儿子劫后余生的欣喜明显超过了对他断臂保命的悲伤，“起码命是保住了。”父亲这样说道。然而在这场地震中，袁孝伟48名同班同学中，有19名却再没有机会和父母相见了。

    活下来，就是幸运的

    2008年8月20日，经历3个多月治疗的袁孝伟重新回到北川中学的临时教学点，准备来年的高考。此时的他，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重新捡起落下的功课，而是如何在最短时间里掌握左手写字的技能。另外，由于左手部分神经受损，这项困难的任务变得难上加难。

    袁孝伟说：“左手写字特别费劲，答完一份考卷，背心都会湿透，我急得都想把卷子撕了。”然而，绝处逢生后的袁孝伟已经慢慢学会砥砺前行。经过两年艰苦努力，袁孝伟不仅写出了一手苍劲有力的好字，而且在2010年考入天津体育学院，成为当时村里的第二位大学生。

    进入大学生活，袁孝伟得到过很多帮助，他被选为班长，成为全系第一批学生党员。但他从没有主动说起自己是“5·12地震”的幸存者，因为那时心里还有所介怀。

    “那场大地震的确给我内心带来了极大的伤痛。高考前，每每上语文课读到关于亲情或感情文章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地震中离开的同学和朋友，内心深处便会蹦出一股火儿，好几次都直接在课堂上摔书出门。”袁孝伟用“愤青”来描述当时的自己。

    袁孝伟这样的心理状况从2013年的四川雅安芦山地震之后便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当听到消息时，在自习室学习的袁孝伟油然而生出一股悲愤，手里握着的笔也在微微颤抖着。“如果地震是一个实物体，我想马上把它消灭掉。”地震第二天，他便向学校申请，要前往雅安用专业知识帮助震区伤员恢复。从当时的受助者到此时的帮助者，他在完成身份的转化。

    起初，袁孝伟戴着假肢投入到地震志愿者的队伍中。他生怕伤员看到自己的真实状况后会怀疑他的能力：只有一个胳膊的人怎么给他人做治疗？但没想到一次意外之举，让他看到了自己残疾的一面给灾区伤员带来的巨大鼓励。

    “当时有个伤员伤得很重，甚至想放弃，谁劝都不管用，我就当着他的面，摘下自己的假肢，他一看就傻眼了，接着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他重新振作。”袁孝伟说。

    即便已经意识到自己身残志坚可以给更多人带来激励，但“残疾”这两个字眼也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大学时有一个专门由残疾人组成的班，很多身体正常的学生出于不想给自己生活添麻烦的缘故，都表示“不愿意和残疾人一起”。起初，对于这种歧视和偏见，他会义愤填膺地反驳。但慢慢地，他开始用行动而非争论证明自己的价值。“身体残疾我需要正视，这已经是事实，我不能逃避。虽然身体功能有缺陷，但我有头脑，会一直把自己当成正常人看待。”袁孝伟认为。

    袁孝伟的辅导员李涛老师曾告诉记者：“孝伟是个特别乐观阳光的孩子，他不仅对生活感恩，而且坚强自立，从需要帮助，到完全自理，再到开始为周围人付出，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感动。”而袁孝伟却说：“其实正是很多老师和同学的信任让我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我相信只要不断努力，未来的生活会无比精彩。”

    不谈5·12 

    5月12日这天对于任何经历汶川地震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忘却的。“这天远远比生日对我重要得多。”袁孝伟说。

    2008年那场地震，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过，它是事实，这是不能忘记的，但它却让袁孝伟实现了生命的又一次蜕变。“需要抓住如今和未来的生活，而不是再次回忆过去的悲痛。”袁孝伟这样说。

    当年地震中活下来的同班同学或多或少都在从事与公益相关的活动，比如有的为在地震中失去家人的家庭筹款等。而袁孝伟则成了唯一一名全职的公益人，目前供职于四川省绵竹市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站。这是2008年震后，由国际助残(Handicap Internatinal)在当地孵化而建的一家公益服务站。

    当他与那些同学聚在一起时，经常会说“不谈5·12，只要在一起”。

    “当震后我回到北川看同学朋友时，彼此间只会拥抱，不会再说别的。”袁孝伟说。

    当被问到今年的5月12日有何打算时，袁孝伟说：“我要去德阳参加一场帮助残疾人的治疗师考试，所以今年就不能回去了。”笃定地前行在人生道路上的袁孝伟，脑后的5·12已经渐行渐远。

    ■ 本报记者 张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