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有着古老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度，人们对商人的印象多半是负面的，“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的标签随处可见。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一两百年前的广州西关，访一访街头的多家善堂，想一想这些善堂的主要投资者——粤商群体为保障它们的可持续运作所付出的脑力和心血，再看一看乱世里的一介贫民多半只能在这里求得一碗稀粥、一味草药，乃至一口薄皮棺材的情形，你大概也会同意，历史事实要远比那些标签复杂。作为个体，粤商必也有好有坏，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收留弃婴、赠医赠药、施粥捐棺……种种努力给那个乱世增添了不可多得的亮色。仔细审视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可以由小见大，重新发现与思考粤商群体的历史贡献。

    昔日“弃婴岛” 粤商来买单

    说起位于东山闹市的百子路，在广州几乎无人不知，但若说起“百子”二字的由来，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这个地名恰与两百年前附近一座育婴堂有关。据《两广盐法志》记载，乾隆七年，广州盐商沈宏甫等人征得地方官的同意，在大东门外买了20多亩地，盖起了一座育婴堂，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婴儿。这座育婴堂有哺乳房230间，雇佣了300余名专职奶娘。粗略盘算一下买地、盖房、维护、支付奶妈和工作人员的薪水、弃婴衣食等各项花销，这的确是个“烧钱”的工程，而在育婴堂的修建以及运作过程中，主政者不过是写个批条，再帮着吆喝吆喝。掏出大把真金白银，并且奔走忙碌的，还是商人。

    不过，百子路附近的育婴堂并不是广州第一座抚养弃婴的机构。事实上，它是由西关第七甫的育婴堂迁建而来，后者才是弃婴收养机构的“鼻祖”。按《两广盐法志》的说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两广总督石琳、巡盐御史沈恺曾等人发动多名盐商捐钱捐物，在第七甫买下一座废弃的园林，盖起了广州第一座育婴堂，设有哺乳房20多间。这座育婴堂一用就是90多年，只是后来收养的弃婴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不够用，才搬去了百子路的“新家”。

    那么，广州为什么早在300年前就开办了弃婴收养机构呢？这个还要从康熙当年的“最高批示”说起。话说康熙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从维护社会稳定起见，不但向百姓承诺“永不加赋”，而且多次对地方官颁发上谕，要求他们实行“恤政”，兴办慈善机构，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天子命令一下，广东的地方官闻风而动，然而，在“官商合办”的模式之下，真正买单的还是粤商。

    现在的“弃婴岛”，收留的多是令父母失去信心的残疾婴儿，300多年前的育婴堂，收留的则多是女婴。当时，由于“男尊女卑”的制度规范，民间溺女成风，有的人家接连生下女孩，就接连溺死，直到生了男孩为止。因此，育婴堂开办之后，就在城内各处张榜告示，收留弃婴，尤其是被弃女婴；如果有人将弃婴送至堂内，育婴堂还会依照路途远近，向对方支付路费。育婴堂最重要的雇员是奶妈，她们多是贫家少妇，并且一定要身体强壮，才能达到“入职”要求。一个专职奶妈，每月能挣一两银子，此外还有定量米面发放，足可支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面对溺女成风的社会现实，育婴堂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但粤商的慷慨和在管理细节处的用心，令人时隔数百年之后，仍然钦佩不已。

    林立西关的“九善堂”

    如果说清代中期的育婴堂还因天子命令的存在，而与官方有千丝万缕之联系的话，晚清年间林立于西关一带的善堂则带上了更为鲜明的民间色彩。彼时的清政府江河日下，连对外赔款、对内平叛的钱都没有着落，根本管不了慈善机构这样的“闲篇儿”。本来已是乱世，老天爷偏偏还变着法，用水灾、旱灾、瘟疫、饥荒轮番欺负人。于是，嗷嗷待哺的人、衣不蔽体的人、缺医少药的人以及倒毙路旁的人，几乎随处可见，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悲惨世界”。

    官方救济不力，这个“悲惨世界”仅有的庇护者就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善堂。根据学界的研究，当时的老广州少说也有十几家善堂，资金实力最雄厚的有九家，史称“九善堂”。以建于十八甫南的广州第一家善堂——爱育善堂为基点，隔壁是述善善堂；往东走几里地，就到了位于当时靖海门外的广济医院和广仁善堂，再往东就是惠爱医院了；往北走一点，则是位于十一甫的崇正善堂和位于第七甫的明善善堂；再往北多走几步路，则是最有名的方便医院。

    这些善堂有一多半位于西关工商业发达之地，另有一小半虽在西关之外，却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比如，成立于1871年的爱育善堂，是由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白伦生投资创办的，崇正善堂则有知名企业家陈启沅的投资，方便医院也是由穗港绅商乃至华侨的捐款办起来的。可以说，粤商群体与善堂的存在如影随形，盛衰与共。

    合办救灾公所联手赈灾

    与育婴堂、普济院等“功能单一”的慈善机构不同，广州各大善堂的“业务”几乎都是“综合性的”。施粥施衣、赠医送药是善堂最主要的工作。各善堂都雇有专职医生，替人免费看病，365天不间断，一般上午堂内坐诊，下午上门治疗。如果病人实在无家可归，有条件的善堂也会收留他们住下，待痊愈之后再离开。

    等到天一转冷，各大善堂又会忙着设粥摊，送寒衣。粥摊多在善堂附近，根据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份报道，善堂施舍的免费粥熬得很稠，还加了姜片御寒，“足可果腹”。

    话又说回来，乱世之中，能获得救助者终归是幸运的少数，冻毙、饿毙乃至病毙街头者屡见不鲜，因此，各善堂都有一项特别的“救助业务”——买墓地，设义冢，替那些莫名倒毙街头的人收尸，让他们入土为安。

    赈灾也是善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翻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报纸，每有灾荒报道，总会提及善堂。1898年，广东闹饥荒，米价飞涨，各善堂纷纷购米入穗，平价销售，救助饥民；1903年，广东火药库被烧，各善堂火速派医生前往现场救治伤者；1908年夏，三江暴涨，水灾严重，各善堂合办救灾公所，联手赈灾……在官方救助几乎瘫痪的情况下，善堂的确是灾民在凄风苦雨中的唯一指望了。

    百年前的“可持续发展”

    不管是现代的慈善机构，还是近代的善堂，若想做出规模，经费筹集和资产打理就一定是重中之重。因为不管是多良好的意愿，没有财力落实，就只能沦为空谈。广州的各大善堂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商人主持打理的。他们不管是在善款募集，还是在资产打理上，都费心费力，各显其能，以求长远发展。

    说到募集社会捐款，方便医院的管理层绝对是一流高手。“沿门劝捐”是方便医院的独家法宝，劝捐的足迹从粤港澳一直延伸到南洋和北美。

    根据上世纪30年代方便医院的一份收入表，“沿门劝捐”募得的善款占到医院总收入的一成还多。此外，工作人员在“沿门劝捐”的过程中，必然还会向各界人士作各种推广，提高医院的知名度。要知道，当时的方便医院在粤港澳乃至海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院捐钱捐物的好心人络绎不绝，慷慨解囊的大公司也不在少数。在这其中，除了有宅心仁厚、医术高超等关键要素之外，医院“沿门劝捐”的推广模式或也功不可没。

    不过，如果善堂运作全靠社会捐款，就会面临收入不稳定的困局。因此，没有一家善堂是只用“一条腿”走路的。不管是创办者的自有资金，还是募来的善款，善堂多会使用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这样，租金和利息就可以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

    不管说法如何，这样的资产管理模式其实已与现代的基金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了。在资产规模方面，爱育善堂绝对是各善堂中的“翘楚”，它在鼎盛时期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民国初年“改两为元”后，方便医院一年收取的租金也达到了近2万银元，约合白银1.4万两。正是这样雄厚的财力，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证了善堂的可持续发展。

    （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