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真的很累，但非常快乐。同行认识很多驴友，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讲台上的女孩音量明显高亢，一头乌黑长发随着肢体摆动而飘逸，亢奋、激动在她脸上显露无疑。

    在名为“中国间隔年计划”周年分享会的公益论坛上，近百人认真聆听了广州女孩陈静雯的“间隔年”自白。

    2015年陈静雯拿到中国间隔年基金5000元资助，独自骑行穿越青、藏线，2016年又穿越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她将这一切归为自己在结束学业后的“心的重生”。

    “间隔年”——这是一个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的概念，通常指年轻人在升学之前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在正式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

    2015年3月19日，中国首个“间隔年”基金成立。目前，已经连续资助两届青少年完成了“间隔年”计划。

    但看似火热的“间隔年”，也正遭遇着现有政策和观念的挑战，学业和工作的压力都令“间隔年”推行起来并非易事。

    “间隔年”在中国“火”了

    2007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经济专业的杨琦顺利从学校毕业，很快在武汉的一家公司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每天程式化的生活令一个刚从校园毕业的小伙子感到有些不适，用杨琦自己的话说，还想再折腾一把。

    那时杨琦只是听说过“间隔年”这种概念，带着在校期间积攒的仅有盘缠和一些必要的物品后，杨琦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行，他说自己并没有太多计划，更多想着让心灵放空，感受当地文化。

    对于一个进行间隔年的青年来说，胆量绝对不是问题，但有时资金却在前行道路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他们。

    “旅行中见闻还是很多，但对于一个间隔年行者来说，必要费用保障会令间隔年相对轻松，不过，我也鼓励在间隔年中通过打工来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杨琦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到西藏一个月后，所带的盘缠已所剩无几，杨琦想着去寻求点生活来源，毕竟“间隔年”不能这样就草草结束。多次尝试后，凭着早前校园电视台的经验，杨琦成为了西藏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获得的收入继续拾起自己“间隔年”计划。

    如今，杨琦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名为“秋天文化”的传播公司，经营起了自己的事业，而当初“间隔年”的经历也为他如今事业增色不少。

    “在西藏能听全国各地人的心声，大伙儿都卸下了自己的外表包装，更多以一种人内心的心境去接触对方，能听见最真的对方和自己，有这些经历后，你会觉得面对再困难的事儿都能够克服过去。”杨琦说。

    2015年，乔新宇联合几个朋友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有着“间隔年”梦想的年轻人。

    “当时做这件事情，目的是希望年轻人不要在社会的大潮中随波逐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年轻人都会有时间和空间安静地思考，思考一下自己未来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义，然后再进入社会。”乔新宇说，“这使得年轻人除了具备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还会具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间隔年”开放式筑梦平台

    2015年，作为西安工程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李玉镇参加了2015“中国间隔年计划”。那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间隔年基金”的首次资助。

    “得到这次机会真的很意外，‘间隔年’的概念在国内知晓度并不高，能够知道并且拿到相应资助的人就更少，我的‘间隔年’也很偶然。”李玉镇说。

    参与2015“间隔年”选拔后，李玉镇脱颖而出。临行前老师们呈现两派，理解和反对皆有之，最终李玉镇用充分准备证明了自己的选择。

    完成“间隔年”的同时并没有荒废学业，带着汉语教学现状调研项目，在泰国、老挝、柬埔寨多所孔子学院进行调研。

    “与我们之前做的项目相比，‘中国间隔年计划’是更具有时尚感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多数的公益项目面对的都是农村地区和贫困群体，以经济资助为主;而间隔年计划这个项目区别于传统的资助模式，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面向的群体更加广泛，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都可以参加;另外就是它更加着眼于青年人精神上的成长和提升，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式。”顾铮铮说。

    作为“间隔年”计划在中国实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顾铮铮是“间隔年”计划的全力推动者。

    即便是发展状况不错，但“间隔年”计划的现实也让顾铮铮看到了推广的不易。

    “当前，传播力度还不够大，去年参与计划申请的人数还是比较少。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对‘间隔年’还是有需求的，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接受这种新的理念，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另外，项目设计和资助模式可以更加灵活，让更多的公众和企业能够参与进来。比如企业的参与除了捐助，是否可以为‘间隔年计划’的受助人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一方面可以延长对受助大学生的支持时间，从间隔年到踏上工作岗位，很好地完成过渡，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顾铮铮说。

    政策、观念仍影响

    “间隔年”推行

    按照每年一次的方式，中国间隔年基金已经完成第二年的资助，支持8名青少年远赴世界各地实现自己间隔年梦想。但“间隔年”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由于国内现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让“间隔年”的推行实施之路并不平坦。

    和部分老师们不理解李玉镇在大学求学期间计划前往多国孔子学院调研一样，已毕业的陈静雯想独自骑行穿越青、藏线，一开始也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家长们大多认为，求学、工作这才是正当的人生成长规划途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候表示，目前国内配套制度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由于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让很多大学生不敢选择“间隔年”。因为毕业之后，如果不及时地就业和升学，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失去一些机会。在大学就读阶段，休学也并不容易。

    “青年人在实施间隔年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能力打工赚钱的难度较大，一是这样的机会较少，另外一个就是保障制度不完善，会遭遇诸多风险，比如欠薪的风险，缺乏劳动保障等。因此在实施间隔年计划的时候，要如实告知参与间隔年计划的年轻人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帮助他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风险，保证安全。”邓希泉补充道。

    对话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

    《公益时报》：究竟什么是“间隔年”？

    邓希泉：“间隔年”最初发源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国民普遍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的发展阶段，才可能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主要是一种青年现象。与此同时，社会对青年如何更好地成长发展进行反思，日益重视青年群体的自主精神，更加关注青年自主的积极发展，这也是“间隔年”能够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益时报》：“间隔年”意义几何？

    邓希泉：“从以前的发展路径看，绝大部分青年人从小到大，一直到大学毕业，一般都是在成人意志安排下，循规蹈矩地沿着既定的路线在走。这种发展路径，有可能导致部分青年依赖性较强，社会适应性较弱。他们在进入社会之后，碰到困难就不太会处理，很容易与成人世界、同辈群体产生冲突，处理不好关系。间隔年的意义在于，让青年有一个机会摆脱既有的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懈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公益时报》：中国“间隔年”现状？

    邓希泉：目前国内配套制度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由于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让很多大学生不敢选择“间隔年”。因为毕业之后，如果不及时地就业和升学，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失去一些机会。在大学就读阶段，休学也并不容易。青年人在实施“间隔年”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能力打工赚钱的难度较大，一是这样的机会较少，另外一个就是保障制度不完善，会遭遇诸多风险，比如欠薪的风险，缺乏劳动保障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使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间隔年”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

    《公益时报》：“间隔年”计划应该如何实施？

    邓希泉：“间隔年”计划在内容设计方面可以更多地体现大学生群体的特色，除了义工、骑行等大家比较常见的规划，与大学生专业相关的“游学”和“调查访问”也可以作为重要内容。在实施间隔年计划的时候，还应该有国际化的眼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本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