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之门，中国便进入了一个大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动剧烈，内忧外患不断。对于流浪人口此等“内忧”问题，忙于“外患”的清朝政府仍然给予了较高重视。宏观层面上，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族经济是解决矛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方法，清政府实施宪政、厉行新政，不论主观目的及诱因如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效果；微观层面上，清政府不但秉承历朝历代的慈善传统，大力推行社会救济，更将眼光放长远，把流浪人口治理与发展实业相结合，不但使得贫民由被动接受救济转向学习适宜谋生的一技之长，而且也为发展实业提供了人才来源与技术支持。

    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思想与制度 

    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思想，以“仁政”作为根本出发点，要求统治者实行有利于人民的“爱民”政策，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汉代之后，佛教传入中原，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之说随之广为流传，其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说法耳熟能详。在佛教教义中，构成慈善事业动力的思想来源是因果报应学说与慈悲观念。在道教看来，富有者要“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矜孤恤寡，敬老怀幼”，要求人们须有恻隐之心、有利他济人的慈善行为。

    无论是从儒家思想出发，或就佛教教义而言，抑或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学说，在珍爱生命、扶弱救贫这一点上是有着共通性的。因为这个缘故，历代帝王大都重视社会慈善救济，屡颁谕令，要求尊老扶幼、赈济贫人、抚恤灾患。

    在救济制度层面上，中国较早的慈善救济机构是南北朝时期的孤独院。公元521年，崇尚佛教的梁武帝下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慈善机构众多，组织也已较为完备。“悲田院”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与佛教渊源甚深。唐武宗灭佛之后，悲田院收归国有，救济贫困的责任由宗教团体转移到了政府身上。慈善救济事业在宋代得到继续发展，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慈善机构已有了专门分工。有专门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称“福田院”，是唐朝的悲田院在北宋时期的延续。

    清代，官方慈善救济事业比较发达。从顺治开始，尤其是康熙之后，善政频施。在地方上，有常平、裕备等仓，以备州县村镇赈灾之用。而在皇权重心与政治中心的北京，更存在着诸多官办慈善机构，如留养局、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育婴堂、粥厂、善堂等。总的来说，清代的官方救济是以“留养资送”制度为核心的。“留养资送”，指由官方出资援助逃荒的百姓，防止其流离失所。“留养”指的是冬季向因逃荒而无家可归的百姓供给衣食和临时住所，使其可暂得保暖，维系其基本生存。栖流所、施粥饭厂、养济院等机构主要就是为此所设。“资送”指的是到了春耕时节，政府向逃荒百姓发放回乡路费，资送其回原籍，以便继续当季的农耕生产。在京师地区，栖流所、施粥饭厂、养济院等机构都与流浪人口救济有所关联，是能够给流浪贫苦者带来切实利益的机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无一例外都是以“养”为主，其所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虽然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思想丰富，慈善救济制度较为完备，慈善机构已成体系，但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其所采用的救济方式以“养”为主，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保守态度，而对于“教”则不够重视，日久生弊，容易使被救济者生长依赖心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清末慈善救济转型

    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说纷至沓来，中国数千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受到削弱，国人观念得到发展和更新，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思想开始蜕变，“以教代养”的近代社会救济思想产生了。

    这种思想首先可追溯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他的《资政新篇》是向洪秀全陈述的模仿西方制度的建国草案。他在其中明确提出“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忘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令做工，以受所值，惟废疾无所归者准白日受施”。

    中国向西方派遣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成为在之后的中国政局中颇具影响力的官员和士绅。他们游历西方各国之后，在各自的游记或著作中对西方慈善救济事业加以详细描述和推介。而在华传教的西方人士也在中国设立了名目众多的慈善机构，他们的救济模式无疑给中国的社会救济带来崭新的思路。比如美国女传教士在1869年设立的挽救娼妓的“济良所”，旨在教她们读书、写字和技术工艺，并帮助成家，此即为一例。西方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与中国传统慈善措施不同的救济方式，使国人开始反思我国传统“以养为本”的救济方式是否存在弊端。国人认识到“凡街市乞丐、无业游民，收入院中，教以浅近手艺，至艺成足以自养而后令去。不徒养之，而又教之。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主张的对于贫困地区不能一味“输血”而应当培植“造血”功能的思想渊源。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在外来商品冲击和工业大生产模式下，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传统农业手工业受到严重影响，国人痛定思痛，认识到推广工艺、振兴实业、倡导国货的重要性。尤其是1903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设立了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紧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及奖励实业的办法。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十分有利于推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结合流浪人口数量庞大与振兴实业两大重要问题，1904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夏敦复开出了一剂良方。他上奏朝廷，建议推广工艺：“现在京师地面，虽已设立工艺厂数处，然均为抵制洋货起见，雇佣工人有限，而于无业游氓，沾被尚鲜，以至鹊面坞形之辈，游荡无籍之徒，仍复接踵于道。……相应请旨饰下商户二部，会同顺天府五成御史，博采章程，广筹经费，多立厂局，切实举行，专收无业之民，咸令各习一艺。”将在京师地区流浪的无业游民吸纳进实业工厂，学习技艺，不但为他们培养了生存之技能，更为我国实业发展提供了人员保障，可谓一举两得。同时，夏敦复亦提出了工厂所得利润的分配方式的建议，即将利润的大部分分配给工人，不但是作为酬劳，更是作为他们出厂之后能够自营生计的资本；剩余利润留给工厂，作为以后再次招收工人使工厂继续运作下去的资金。

    对于如何实践“以教代养”思想，时人提出多种主张。有主张借鉴西方经验，设立各种专门的教贫局、恤贫院等机构，收养灾民及各种无业贫民，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教之以种类不同的谋生技能，或算学、文字、商务，或木工、石工、农家技艺，或缝纫、裁剪等等。慈善思想家经元善的方法是设立工艺院。院中既推广中国已有之工艺，又创兴中国未有之工艺，以学习外国先进生产技术。他建议将善堂改为工艺院，或在育婴堂“各设小工艺所，稗孤儿长成，可谋生成家，孺妇得资，可赡育后嗣”，均进而指出设立工艺院是救济贫民的一项根本之策。

    清政府在实际实施中，创设了众多救济教养机构，包括习艺所、工艺局、内外城初级中级教养工厂、贫民养济院、首善工艺厂等等。

    现实借鉴意义

    我国农村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很多农民因土地贫瘠或失去土地而到城市谋求生存，他们成为我国城市流浪人口的主要来源。而解决城市流浪人口的生活问题，根本之道还是通过职业技术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以谋生计。农民职业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有些地区的村里设有农民学校，但大部分都是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资金问题上，农民培训的经费主要依赖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少有参与，培训经费短缺是制约中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我国的农村教育只是针对处于农村地区的人。对于城市流浪人口而言，他们只有被救助站送回原籍之后，才能够有机会参加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中去。而我国的工厂企业往往建在城镇，且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即农民经过职业培训之后还要再次奔赴沿海经济重镇，踏上求职苦旅。如此往来，费时费力，犹且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就业。

    不妨回头看看清末的救济教养机构。其就地收容流浪人口，既使得他们得到了及时的温饱救济，又使他们能够就地学习技术，而这些机构本身多数是清末倡导发展实业的产物，生产的对象既合乎市场需要，又紧跟历史潮流，流浪者在其中既能学习到理论又可进行实践，他们学成之后即可就近就业。同时，他们的学习不但完全免费，而且在学习期间可得到一定的酬劳或基本生活费。此当作为我国现今城市流浪人口治理的借鉴。

    （据《法制与社会》）

    ■ 彭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