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皮磊

    当历史的单向车匆匆远去，车轮留下的痕迹也逐渐模糊的时候，后人究竟应该如何感知过去？在众多记录历史的方式中，不少人选择了用录音笔、摄像机来为行色匆匆的中国人留住记忆和乡愁——口述历史，近些年来，这种新兴的历史记录形式在各地得到热捧。

    由于口述历史通常需要大量人力和资金的参与，不少基金会开始对这项带有浓厚民间和公众色彩的工作进行扶持，从而让其逐渐进入到公益慈善领域。但由于其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也有不少学者对口述历史及其公益性提出质疑。

    “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下了，如果没有人在场听到，那么树倒在地上时便是没有声音的。”或许，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道格·博伊德(Doug Boyd)的这番回应能道出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2016年4月10日，在北京一家小剧场，崔永元把两部优秀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制作团队请到了舞台中央，亲自为他们颁奖。《渝都续弦歌》、《走西口的生活历程》，这两部得奖的纪录片均出自大学生之手，崔永元对他们相当赞赏。

    近些年来，口述历史在各地兴起，不少机构和个人都以这种鲜活的方式留下对岁月的见证。而在公益领域，一提到口述历史，大多数人都会立刻指向崔永元和他的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2002年，作为个人，崔永元开始口述工作的搜集工作；2013年，他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口述历史资料收集成为了基金会的重要工作方向之一。

    2014年年底，永源公益基金会开始着眼未来，培养口述历史“重担”的未来肩负者——一个名为“家·春秋”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由此诞生，鼓励高校学生利用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的方法记录故事，培养他们从身边抢救历史记忆的意识。

    到今年，该计划的第三届已经开启，于是也有了文章开头的第二届颁奖仪式。除了大学生，青年导演和普通人也是该计划鼓励的对象。

    这些参与者纷纷回到故乡，倾听长辈叙述，从中缅边境到新疆大巴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触碰的主题也越来越深刻，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到历史教训的铭记，都被囊括进他们的镜头。

    但在这些获奖年轻人的镜头背后，口述历史的记录却不仅仅是支起摄像机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为采访绞尽脑汁

    年逾八旬的王敏清面对镜头做了一上午的讲述，吃过午饭后正在休息。老人的身份是邓小平生前的保健医生。室内光线昏暗，局促狭小的卫生间亮着灯，已经变成工作室。助手小杨把电脑放在凳子上查找资料，另一位制片的电脑堆在洗漱台上。

    这是崔永元团队拍摄口述历史的典型场景。

    目前，已有4000多位老人接受了采访，如此大的寻访范围和影像记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其中1000多人受访后离世，使得这些影像资料更加弥足珍贵。

    对于大部分受访老人来说，面对镜头讲述亲身经历，并非易事。他们往往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肯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比如，前几年去世的现代女作家梅娘，崔永元团队做了两年游说，老人才终于在镜头前开口。

    梅娘是上世纪3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当年，文学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称。崔永元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找到90多岁的梅娘时，老人深居简出，对于回首往事了无兴趣。

    为了获得老人的认同，经常性地拜访成了常事，张钧甚至联络了梅娘远在美国的女儿进行说服。终于有一天，老人娓娓讲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长的东北大家庭……

    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口述历史的记者们什么都干。他们要观察老人的脸色，及时调整采访时间。病了，要带着鲜花和水果去看望。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也要帮助修理。记者们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手册，细到如此程度：在老人家拍摄时间长了，要交电费。

    崔永元反复强调，现在的片子都是咬着牙剪的。这意味着太多的内容难以取舍，太多的声音尚未呈现。

    “做节目的时候，请个人，他不来，不来拉倒，再换一个，很从容，无所谓。但是口述历史，少了这个人不行。”崔永元说。

    “我和我的团队更像一个拓荒者”，崔永元表示，他们现在着力去做的，是把现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收集起来，供后人去研究，也许50年或100年以后才有用。

    与时间赛跑

    崔永元做口述历史的发端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崔永元到日本NHK电视台访问，他惊讶地发现电视台公共图书馆内有一座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中国史料收集得十分齐全。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段从未见证过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发表演讲的30分钟视频。从那一刻起，他意识到抢救历史的重要性：“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兵荒马乱，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

    崔永元先后前往美国、欧洲和日本探访口述历史研究现状，无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其所收录的口述史料，仅中国部分已远比国内的丰富、完整。“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有感于抢救历史记忆的紧迫性与国内口述历史近乎空白的现状，崔永元2002年组建团队，采用以人物口述、影像记录的方式，收集保护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中重要历史领域亲历者的口述记忆，推动构建中国微观历史的“人民记忆库”。

    抢救历史的事业进行到第十年，在“我有一事，生死与之”的信仰支撑下，崔永元决定成立独立基金会，把口述历史还给社会、让公众自己投票。2013年6月，崔永元与冯仑、孙先红、江南春等12位社会人士，联合发起成立了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继续开展口述历史收集保护。

    2014年，基金会发起了“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很多参与的大学生都表示，自己在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在4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文字记录奖作品《往先》的导演潘超在现场分享了自己最初参与这一项目的感悟。“我去问了很多有相机的同学，但他们对这件事都不太感兴趣，后来我去打工，用奖学金买了一部相机。‘家·春秋’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在能记录的时候尽量去记录，能挽留的时候竭力去挽留。寒假我去老家拍了奶奶和曾祖母。我决定继续做这件事，用三五年或是更长的时间，继续去跟更多的长辈了解过去的事，把老去的回忆留住。”

    在崔永元看来，“民间历史不只是官方历史的补充，有时候还是一种更正。”两年来，“家·春秋”的足迹遍及中国27个地区，以及海外的5个城市，来自101所高校的182个团队，完成了147部口述历史影像作品，优酷、新浪视频点击量累积超257万人次。

    “做口述历史不容易，我们这里是三多三少：题材多，许多题材要做但来不及做，许多老人要采访但采访永远赛不过时间；热情多，许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忙，都没时间找男朋友；干劲多，大家干劲十足。”崔永元曾这样描述他主持的口述历史工作，“三少，就是钱少、经费少、钞票少。”

    而口述历史所采访的当事人年事都偏高，做口述历史其实就是和时间赛跑，需要抢在老人离世或者丧失记忆前，采集他们记忆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珍贵的细节。在谈到做口述历史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能给父亲做口述历史，崔永元感到十分遗憾，“我父亲今年89岁，小脑萎缩，很多故事现在想说也说不出来了。”

    崔永元说，他那里每个记者的手里都有一份采访不完的名单，平均采访对象都在85岁左右。“经常会遇到约好了采访对象，当我们要动身采访的时候，家人打来电话说老人走了。有一个美国原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70岁老人问能不能写写他老父亲的家史，得到了肯定回应后，不久前他发来论文和感谢信，很遗憾地告诉工作人员，他的老父亲于两个月前刚去世。”他说。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左玉河介绍，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既包含着真实内容，也有想象的成分，不仅难以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而且还掺杂有口述者的主观成分。正因历史记忆具有“不可信性”，故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不断遭到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

    左玉河认为，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的口头叙述，具有即兴性的特点。其口头叙述是临场发挥的，叙述内容并未经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语言表述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情绪化和口语化特征。口头叙述的过程是利用语言整理记忆的过程，是历史记忆呈现的过程，而这些记忆并非有条理地输出，而是以即兴的语言来表述。其对事情的叙述不仅没有严谨的纪年时间，时间概念混乱，而且颠来倒去、重复罗嗦。这些口述语言，本身很难说是真实的或虚假的，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判断历史记忆内容真伪的依据。

    但即便是不准确的回忆，也很可能真切地反映了口述者当时的真实情景：只有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能重构出富有欺骗性的假话。但是否可以因叙述经过“深思熟虑”就否定其叙述的真实性？“深思熟虑”的过程，既是唤醒记忆的过程，也是重构记忆的过程，既可以真实地呈现记忆中的真实，也可以根据现实利害而人为地虚构所谓记忆真实。所以，口述者在这个过程中有时间、有能力对历史记忆加以虚构，但也同样有时间、有能力更好地展现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能以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来判断叙述内容的真伪，而应靠访谈者以文献、他人口述加以验证。

    在中国仅仅是刚起步

    在中国，口述历史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因而其得到的社会关注和捐助也不如其他的公益项目。据永源公益基金会2013—2014年度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基金会共收到社会各界捐赠（含实物）10,302,639.28元，其中来自企业团体的捐赠为5,702,233元，占总额的55.3%；来自个人的捐赠为4，600，406.28元，占44.7%。

    2014年，基金会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含实物）14,643,345.54元，其中来自企业团体的捐赠为12,093,574元，占比82.6%；来自个人的捐赠为2,549,771.54元，占总额的17.4%。

    但在口述历史项目之外，永源基金会同时还支持乡村教育项目和其他文化交流项目。因此真正用在口述历史项目的资金并不算多。根据年报显示，2013年12月基金会拨付300万元，2014年12月拨付250万元，共计55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2014年度项目开支，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实际开支为497.88万元。

    而除了得到的社会关注不够，口述历史在中国也面临很多挑战。据永源基金会官网介绍，口述历史在中国主要面临着四大挑战。

    挑战一：缺乏学术学科指导。当崔永元带领团队以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做电影人采访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历史。当他知道了并决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他才发现口述历史是门完整的学术体系、是门科学，而在中国，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操作规范，这一领域都近乎空白。万般无奈之下，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只能参照国际口述历史实践规范和《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等书籍，开始了探索中国口述历史收集保护之路。历经十余年，中国口述历史虽初步有了实践规范，但仍然缺乏学术科学。

    挑战二：社会资源长期、系统的投入不足。口述历史是国家记忆，其面对的是浩瀚繁杂的近百年历史有机体，若要建立中国国家历史记忆中心，没有社会多元力量介入，以客观视角、长期、系统、庞大财力物力的投入，很难维系并产生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挑战三：口述历史生态体系不完善。口述历史若得以健康发展，需要内生或营造一个生态链，包括学术学科及人才培养、收集保护、研究发掘、社会性转体传播等。但目前中国仅仅开始了收集保护，且同行者寥寥。

    挑战四：大众观念对口述历史公益的影响。作为公益项目，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容易获得社会大众认同和资助的项目。人们总是青睐于易于感动、容易看到效果的公益项目，但对口述历史，能认识其独特社会价值并能给予捐赠支持的人，非常少；尤其是口述历史资金需求较大、回报周期很长，回报社会的形式和对象不具象。

    为此，基金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有选择性地抢录重点；资助口述历史专业采集，不断扩大受资助机构的数量及规模，推动重大项目口述史料抢录收集；推动口述历史学术学科体系建设、口述历史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等。

    当天，崔永元现场宣布第三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启动。第三届“家·春秋”计划与中国传媒大学、温州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合作，建立口述史影像记录计划基地，并与腾讯网合作，成立大学生口述历史频道，开拓更广泛的培训资源与展示渠道。这也可以看作为应对口述历史面临的挑战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从2016年开始，永源基金会在口述历史领域将向社会所有致力于或对口述历史有收集、研究、传播意愿及兴趣的机构、团队全面开放公益平台，为从事口述历史的有志者提供全资源平台的支持和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