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璇

    他，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华尔街投行年薪百万的银行副总裁，得知中国因卖血导致“艾滋村”惨况，毅然决然选择回国，一头扎进艾滋病村近20年，为了拯救那些深深震撼了他的悲惨世界里的无辜孩子们。这就是杜聪。1998年他成立智行基金会帮助艾滋遗孤，目前已有20，000多个孩子受助。

    由于看到太多人间苦难，杜聪在2005年开始濒临忧郁症，也是在那时结识老师白先勇，重新开始振作起来。“种善因，行善果”，这是杜聪一直坚信的信条。如今，当年资助的孩子有些已经上大学，有的已经就业，并且大部分人都重新以志愿者的身份，投入到对受艾滋影响人们的帮助之中。面对这样的结果，杜聪是欣慰的。

    想行善，但意外却接踵而至

    在我9岁时，也就是奶奶去世的前两年，她总是在用餐后把零钱给我，叫我把钱给路边的乞丐。开始，我很讨厌这样的任务，看到乞丐也会感到害怕，我觉得受到了作弄，甚至在心里埋怨奶奶让我做了她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也许是奶奶料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才会用这样直接的方法让我看到世界上不幸的人，告诉我要懂得行善布施，培养我传承助人的精神。

    大约20年前，我偶然间遇到一位农民，带着儿子到北京看病，这位父亲只知道儿子得了艾滋病，却不懂是什么病。加上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河南等地的农村，很多青壮年因卖血感染艾滋。我就想做点什么，但没想到，困难接踵而至。

    首先，我出生在香港，小时候随家人移民美国，我的普通话都很难说流利。决定回国做这件事的时候，不要谈了解复杂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更不要说深谙当时敏感甚至被视为禁忌的“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村”的内情。

    其次，进村，是件难事。为了想更多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有次我准备下乡，出发前一天，依照约定联系当地一位医师，对方却冷淡地说：“别过来。”诧异之余，我还是按计划前往，才知道不是医师不欢迎我，而是他的电话被监听了。因为当时艾滋是禁忌。医师紧张地说家里不安全，小心翼翼把我带到别处。没有电脑的他，拿出许多文件、照片，我非常惊讶，艾滋问题比我想象的更严重。

    起初，多数地方官员不欢迎我们，还有人警告我们“不要乱讲话”，也曾被跟踪。后来，我对当地官员说：“艾滋病这把火还在烧，我不是来调查起火原因、追究责任，而是来救火、救人的。”也许是这样的说法更有说服力，进展愈来愈顺利。有个县长跟我说：“之前我已赶走了十三个组织，但我愿意让你们进来。”

    刚开始走访村子时，我只去了一两个农村，用自己的钱帮那里的孩子上学，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我才发现原来这类需要帮助的人竟有几十万，那时候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太多疾苦，我也曾濒临忧郁

    有一阵子我陷入严重焦虑，晚上常做恶梦，或半夜醒来痛哭，满脑子想的是：“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力量却这么小，该怎么办？”那阵子，我听说有电视台主持人常接听电话，听听众的心事，最后自己也陷入抑郁轻生；还有人挖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最后承受不了巨大的苦难自杀……我警醒自己，必须从低落的情绪中抽离。

    因为做了太久，我会太陷入孩子们的思维，有时候孩子们的怨气、不平、对社会的仇恨也渐渐地影响到我。有段时间，我拍的所有照片都是没有笑容的，我会不自觉地握紧拳头。如果看我那时的视频，都能够明显感觉到我会有一些仇恨。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这些孩子要受那么多苦难？

    我过去因为写论文关系，结识了白先勇老师，他也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得知我的情形后，他跟我说：“尽管杯水车薪，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舞。

    我常常和别人交流时说起一个故事。沙滩上到处都是搁浅的海星，一个孩子逐一将海星扔回海里。有人问孩子：“海星这样多，根本就捡不完，你这样做有意义吗？”孩子看着手里的海星说：“对这个海星而言，有意义。”我愿意做那个捡海星的孩子，帮助一个是一个。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做我奶奶的工作。每年我都会给资助的大学生们家访任务或补习班任务，他们要去访问一些中小学的艾滋孤儿，一家一户的去看他们，与他们聊天，写家访报告。

    这些大学生常常跟农村的孩子说：“你看我也是个艾滋孤儿，也在这个村长大。我现在已经读大学了，你不要放弃自己，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好好生活，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我觉得，这番话由一些艾滋孤儿的大学生跟同村的中小学生讲，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能够真实地看见希望。

    这个工作一定要等他们还在受我们帮助的时候去做。如果他们离开智行，有赚钱的能力再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但是现在做便是给了他们一个行善布施的机会。

    我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任务知道原来他们虽然很不幸，家里人有艾滋病，但不是全世界唯一悲惨的人，有些人可能比他们更悲惨。因此，我经常告诉孩子，“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杯半满的水”，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不是完美的，肯定有空白的地方。有些人经常会抱怨为什么他的那一半水是空的。

    所以，我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你们家里有人有艾滋病，但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有一个读大学的机会，你找到一个叫智行的大家庭，其实你也是幸福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暑期工作，开始关注到自己有一杯半满的水，然后慢慢地去争取更多的水，就是要让自己达到一个更完美的人生。但是这个前提一定是要有一个正能量的角度去慢慢地把这个水填满，而不是抱怨。你永远抱怨为什么我的水不满，这是做不到的。所以特别是他们已经很不幸，或许面对过很多的歧视，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正能量。

    终于等到善因结成果实

    奶奶的教育，白先勇的支持，都让我更加的深刻明白“种善因，行善果”的含义。大概十多年前，有个孩子感染了艾滋病，加上营养不良，又小又瘦，我一度担心他活不下来。但这孩子勇敢站了起来，成绩非常优秀，进入医学院后原想投身外科，后因携带艾滋病原不能开刀，转读中医，现在是个中医师。前阵子，他知道我血糖高，特地拿中药给我，叮嘱我什么东西不能吃，怎么照顾自己…完全医师的口吻，让我不免莞尔。

    这真的很奇妙，谁能料到以前“我医他”，现在“他医我”？我认为，只要无所求地种下善因，结果往往能让人意想不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当时带了17个孩子去做志愿者。途经一个叫陈家坝的地方，那个村所有的高中生都在北川中学读书。那场灾难中，就读北川中学的17个学生全都去世了。

    本来我们去的初衷是发物资，进行慰问的。但当这17个孩子到那里的时候，刚刚失去自己孩子的这些父母顿时嚎啕大哭。一方是因为地震失去孩子的父母，一方是因为艾滋失去自己的父母，好像冥冥之中两者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那个场面对我来说，至今还历历在目。

    现在，我一直在把祖母的哲学发扬光大，因为她是带领我走进这一世界的人。当我需要等待一颗树开花结果时，我已经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尽管这个期限有可能会很长。但是，我坚信，当看到果实时，是很欣慰的。  

    （本文口述内容已经过受访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