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中国最著名的经济都市，苏州不仅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而且慈善事业也极为兴盛。这不仅表现为善会、善堂等慈善机构的数量众多，规模宏大，从中反映出地方士绅或有力者对慈善事业的热心，还表现为工商业者对慈善事业的广泛参与。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清代苏州慈善事业的举办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地方社会（主要是地方士绅）主持的——其中一部分并得到官方的指导或资助，还有工商业者主持的，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由地方社会创立主持并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

    由于养济院收养的贫病孤老人数有限（各地不同，多在五十名至二百名以内），等待救济的人却很多；而且，官办养济院在经营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导致机能渐趋衰废。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养济院的补充手段，由地方社会主持的民间慈善机构如普济堂、育婴堂等逐渐兴盛，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在慈善救济事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康熙四十九年（1710），苏州士绅顾如龙等仿照北京的做法，募资在长洲县境内虎丘普济桥（今苏州社会福利院）创建普济堂，“收养贫民略如京师堂制”，兼收男女。乾隆三年（1738），苏州士绅吴三复又在吴县盘门外设置普济堂，专门收养病妇。至此，先前设立于虎丘的普济堂则改为专收男性。所以，民国《吴县志》将在吴县者称为“女普济堂”，在长洲县者称为“男普济堂”。普济堂分设男女，这可能是苏州特有的情况。

    地方社会主持的慈善事业

    根据对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吴门表隐》、《桐桥倚棹录》等资料进行的统计，苏州同城而治的吴、长洲、元和三县，各种善堂、善会至少有九十三个。

    苏州的善堂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涉及收养贫病孤寡老人和弃婴孤儿，援助儒士的遗孀遗孤及寡妇、节妇，收留老病流民，施粥，施药，施棺代葬，掩埋路尸，寄柩权厝，设义塾代教贫苦子弟，教育不孝子弟，放生惜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无所不包。

    从善堂施济情况可以看出，既有专门的机构，又有综合机构。一般而言，一二人独创，经费有限，这样的机构往往限于一两个种类的救济，而集多人之力创设的机构，经费较充足，往往具有综合功能，救济对象和范围较广。

    统计结果表明，苏州慈善事业最重视施棺代葬，这应该是因失业贫困而造成无力营葬，路多倒毙者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慈善机构设立义塾，注重教育贫困子弟，应与苏州地方文风鼎盛，重教尚文的风气有关。

    宗族义庄

    苏州不仅是义庄的策源地，而且也是清代义庄最为盛行的地区，义庄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无与伦比。据统计，清代苏州府共设义庄一百六十八个，以一府之地而有如此众多的义庄，这在全国是仅见的。

    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虽然义庄有仓库、宅第、宗祠、义学等建筑物，有约束族人的庄规，但土地是义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义庄的规模主要表现为义田的多少。从江南各地义庄的情况来看，土地多者达数千亩，少者只有一百余亩。而苏州义庄规模普遍较大，以同城而治的吴、长洲、元和三县为例，土地在一千亩以上的有三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五百亩至一千亩的有二十一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四；五百亩以下的只有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数量不明者有六个，占百分之八点七。其中范氏义庄义田最多时达五千三百余亩，在乾隆、嘉庆年间还拥有市房一百余所，年收入达一万两银子。

    苏州义庄数量多，规模大，与苏州多富室的背景有关。所谓的富室，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拥有特权并有外来收入的官宦士绅，这与苏州人文鼎盛、科举仕宦者多的情况是分不开的；另一类是经商治生、发财致富的商人，这又与苏州商品经济发达密不可分。而后一类人，往往通过捐纳的途径买取功名，从而跻身于士绅阶层。因此，苏州的义庄大多是由有官、绅身份的人创建的。

    创建义庄的人往往具有深刻的同情心，对慈善事业怀有热情。如义庄的创始者范仲淹就是一个“平生好施与”的人物；申氏义庄的创建者申时行除置田建庄外，还“创建言祠，助修吴学，捐学田，及贴两县役诸费”；荥阳义庄的潘麟兆“世居吴中，力行善事，不可枚举”。这样的例子甚多，无须多举。如果说财力充足是建立义庄的物质前提，那么基于人道的同情心则成为建立义庄的心理基础。

    义庄的慈善活动是多方面的，陆润庠《杭氏义庄记》中说：“凡族中贫乏不能自存者月有支，孤寡残疾无以为养者月有支，病殁殡葬婚嫁生育之费以及子弟之课读、春秋之宾兴，莫不各有所给。”潘世恩记汪氏诵芬义庄说：“同族繁衍，或贫乏不能自存也，将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婚丧者赒助之，才优而秀达者又奖励而裁成之。”类似的说法在各义庄的规条中都能见到。可以说，赡贫、养老、恤病、助婚、送葬、劝学等是义庄施济的主要内容。为数众多的义庄，在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商业者举办的慈善活动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苏州城市的繁荣，兴办慈善事业成为会馆、公所的重要职能。工商业组织的善举，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压力，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支持，从而使会馆、公所的慈善活动愈趋活跃，成为清代苏州慈善事业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苏州的善堂至少有九所是外来商人建立的，如徽商的诚善堂、绍兴商人的培德堂、句容商人的丹霞义园等，它们“专备乡人寄柩权厝”，“埋瘗同乡棺木”。但这些记载较为简略。 

    从碑刻资料看，最早办理善举的工商业组织是书坊业的崇德公所。康熙十年（1671）苏州书坊业建立崇德书院，“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同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塚”。从乾隆年间开始，会馆、公所办理同业善举的情况逐渐增多，创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陕西会馆“建普济堂，以妥旅榇”。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潮州会馆碑记》也有“襄义举”的说法。嘉庆、道光以后，这类情况更为普遍。但至清代中期，工商业组织的善举内容仍大多限于同业人员死后施棺、停棺和代葬。至同治、光绪年间，工商业组织举办的慈善活动达到鼎盛，不仅善举的内容丰富多样，甚至有些公所就是在善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染坊业公所称为培德堂，性善公所称为性善局，皮货业裘业公所由“轮流办理周恤同业善举”的楚宝堂演化而来。

    与地方社会主持的慈善机构不同，工商业组织主持的善举经费，不是向社会倡募，而是在同业内部筹集。筹集的方法，一是同业分摊，如布业尚始公所，“同业公议，各伙友愿于薪俸内每一千捐钱十文，店主人亦复照数捐助，抵充办善经费”；二是自愿捐款，如红木梳妆业三义公所即是“无论开店、开作，归开主每月自愿，出捐一文善愿，并不外募，作为生养葬之费”；三是分摊与捐助并行，如钢锯公所，“身等所需经费，邀集公议，按店计炉灶一只，每月提捐钱一百文，作为办善之资，不准劝捐外业店伙苛派勒捐之议。如遇同业捐助，听从自愿”。虽然各会馆、公所的经费有多有少，但因为有比较固定的来源，会馆、公所的善举经费一般都比较充足，从而能保证同业慈善活动的持续进行。

    善举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贫困失业、年老孤苦者给予生活补助。如绸缎业七襄公所规定：“如同业中有老病废疾不能谋生者，有鳏寡孤独无所倚藉者，有异乡远客贫困不能归里者，由各肆报之公局，令司月者核实，于公费中量为资助。”圆金业兴复公所规定：“至年老无依，仍照旧章，公所养赡。”

    第二，病者给药医治，死者给棺掩埋。如绚章公所规定：“凡同业之人，生则医药，死则殓埋。”红木梳妆业三义公所对“有病无力医治”者，“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根据财力大小，有些会馆、公所对于外地年老病故者“买棺成殓，安送归乡”。而更多的则是购置土地，立为义冢，就地掩埋。

    第三，救济病故同业家属，或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如估衣业云章公所即提出：“凡有同业伙友……倘病故无着者，照章给资，以备棺殓一切。所遗孤寡无依，亦由公所按月贴钱敷度。”兴复公所，“经同业公议，停收学徒，俾使失业各伙，即可设法安插，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苦”。

    第四，创办学堂，为同业子弟提供就学机会。如置器业集德公所行规中议定设立义塾；石业公所在施行救济的同时，还“拟设知新蒙小学堂一所”，“延师教授同业子弟”；银楼业安怀公所也打算在经费充裕时设立“普通小学堂，教授同业子弟”。（摘自《苏州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