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恩龙

    中国古代的善书（也称劝善书）主要源自秦汉时期，宋元朝代发展较为迅猛，明清之际善书出版达到辉煌阶段，其数量估计10万种以上。善书融儒道释和民间信仰为一体，宣传因果报应，劝善惩恶，实际上是道德教育的通俗读物。中国古代善书主要由宗教组织、官方发起出版，种类繁多，不仅在中国流传，还远播东南亚、日本，影响广泛。

    劝善惩恶，以公益为目的

    善书实际上是古代道德教育的教材，它们大多宣扬行善积德，强调行善可以正己化人，得到现世的福、禄、寿等，而且能得到神灵的佑护，万事亨通，甚至可以进入神仙世界，免遭地狱之苦。有的善书如《玉历宝钞劝世文》，专门列出善的种种行为以及将得到的福报，其中有关修身立命的劝条包括：孝、敬、忠义、守、忍、端、方、仁、厚、不骄不诈、不贪不慎、不欺不罔、不邪不淫、相亲相睦、同善同诚、化己化人、好道好义、广劝广行、无非无是，主要为儒家的伦理思想。有的善书如《警世功过格》《十戒功过格》等，专门列出作恶会得到什么惩罚，在《太微仙君功过格》中有这样的字条：救有力报人之畜，一名为十功；救无力报人之畜，一名为一功。人们通过诸如此类的警语，便于在生活中随时检视自己的行为。许多善书劝诫世人爱惜生命，爱惜环境，敬惜字纸，不盗窃，不淫邪，否则将殃及子孙，等等。这对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民族美德均有一定价值。

    古代劝善书出版不为牟利，主要是一种公益行为。很多善书的刻印者明确声明，如果将善书作为商品出售，将受到追究，且对自己的“功德”有负面影响，以此威慑人们不要将善书作为牟利的手段。很多善书因免费发放，大多置于人们常去的地方，如码头、茶楼、饭店、集市、科场、寺庙、道观、宗教用品店等。

    通俗易懂，故事性强

    “五经四书”等中华经典主要面向读书人，古代善书的读者对象则主要为底层民众，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因为要面向大众，所以编者在编写善书时，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文化水平，尽量通俗易懂，通过故事来讲解道理。庐山东林寺印、宋代王日休撰《龙舒净土文》，尽管时隔近千年，现在读起来仍然浅显易懂，不像一些儒家经典那样晦涩。此外，善书表现形式多样，有诗歌、谶语、小说、对话、歌谣、演唱、图解等体裁，非常便于在民间口头流传。很多不识字的民众，从别人那里听到善书相关内容后往往深信不疑，进而对自己的终生信仰产生关键影响。现在人们口头上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言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善书影响的遗留。

    古代善书有的署有撰写者的真实姓名，如《朱子家语》《了凡四训》，这类书多为儒家善书。道教善书大多假托神人的口吻撰写，如《太上感应篇》（成书于宋代）就是假托太上老君口头训导，《文昌帝君阴骘文》（成书于明代）假托文昌帝君之名撰写，《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成书于清代）是假托关羽之名撰写。上述三种善书合称“三圣经”，在社会上流传最广。

    功利色彩鲜明

    在古代社会，老百姓面对天灾人祸，往往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趋吉避凶、追求福报是普遍的诉求。善书大多顺应人们求福、求寿、多子、求官、求财的心理，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善书宣扬只要行善积德，就可使本人和家人获得现世福利，得科名、长寿、好运、财富等，还可以荫及子孙，概言之，只要行善，几乎可以得到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因善书中很多故事集自各种史书、杂记、方志、民间传说，地名人名都有，让人不疑。很多人受善书的影响，不仅严格约束自己，而且多行善事，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或志愿助印善书，对社会风气有不少积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一些善书中的很多故事荒诞不经，含有迷信的成分。

    另外，善书鼓励翻印，大部分善书会在最后标注“欢迎翻印，以广流传”相关字样。按照善书的编写逻辑和目的，民众翻印善书，可以减少自己所犯的错误、罪过，给后人积德。为此，很多人节衣缩食也要翻印善书，以求福报或解脱。

    官方、宗教机构出版

    古代善书的出版机构有官方组织、宗教组织、民间人士等。善书因劝人们行善，有利于社会稳定，所以历史上很多皇帝亲自下令编写善书，给与资金支持，地方官府也支持善书的编撰出版。如宋理宗曾为《太上感应篇》题辞，宋真宗赐钱刊刻。明代官方敕撰的善书多达56种，包括《女诫》《祖训录》《辨奸录》《孝慈录》《教民榜文》《古今烈女传》《仁孝皇后劝善书》《为善阴骘》《女训》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朝顺治皇帝都曾为《道德经》作序。顺治皇帝将原来的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下诏刊行，赠给群臣，并出版了《御注道德经》等善书，此外，康熙时期的《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期的《圣谕广训》等善书同样风行一时。

    宗教组织是善书出版的主要机构，也是善书出版资金的主要来源。宗教组织用募集的善款刻印善书，儒道释和民间信仰机构都刊印了数量巨大的善书，如儒家的《孝经》《烈女传》，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佛教的《金刚经》《心经》《普门经》等。社会贤达一般是社会道德的模范，他们很想教化影响社会，翻印善书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他们往往舍家财刊印善书，免费发放。

    普通老百姓为求福报，往往自发捐钱为善书出版提供资金。善书编撰者或出版者编好书后，通常会向民众宣传捐款刻书印书的好处：刊印劝善之书，可以百世劝人行善，功德无量，善书流通有12大福报：消灾、愈病、平安、富贵、康乐、聪慧、善美、幸福、和平、长寿、善终、超脱（超凡入圣而且脱离轮回）。有些人干了坏事，心有不宁，为了悔罪，通过赞助刊印善书，也可获得心理安慰。

    当代善书的传承

    时过境迁，当代善书原创作品较少，大多为翻印古人的著作，有的原版影印，如正定临济寺翻印明代永乐内府刻本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有的重新排版，如庐山东林寺印制的宋代王日休著《龙舒净土文》，也偶有近现代高僧大德如印光法师、星云大师、净空法师所著善书出版。

    当代善书大多按内部出版物通过申请内准字出版，但也有不少善书出版者不申请内部出版物号直接付印、发放，如何理顺当前善书出版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善书出版者认为，因是免费发放，所以不需要书号，于是自行出版。按照国家规定，即便免费发放的图书也应该申请内部出版物号。按说内部出版物，只供内部交流，不能广泛发放，但善书又确是广泛发放的。按理，善书应被视为正式出版物，应由国家正式批准的出版社来出版，而不应该由寺院等宗教组织或个人出版。但是，如果要国家正式出版社来出版，则可能违反了善书出版的原则，出版社要盈利，而善书出版的公益性决定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再者，出版社人员可能对善书出版不感兴趣，不利于善书出版。一些寺院本来也想申请在出版社出版善书，但是因出版社收取的费用较高，只好自己找公司制版、印刷。这些做法在法律上都是有瑕疵的。

    互联网时代，很多善书出版机构通过网站发行善书。如苏州弘化社主要通过弘化网官网后台和邮箱向信众免费发放善书，一般不主动联系寺庙发行。南京鸡鸣寺专门有一间房陈列善书，数量在两百种以上，免费领取。遇有一次取用数量较大者，服务人员会善意提醒，善书要善待，不可浪费。台湾著名的数据库出版商汉珍数位公司已经建立了中国善书大全数据库，该库收集了在台湾出版的4万余种善书。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在利益、名誉、权力面前，很多人把持不住，丧失道德底线，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应让善书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们从内心加强自我约束。善书宣传的劝善惩恶观念容易让人心生畏惧，在利欲面前保持操守、遵纪守法。善书普遍宣扬扶贫济弱，让人爱惜生命、珍视环境，这与建构和谐社会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一方面须对善书的消极内容加以规避，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善书出版，让善书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