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的佳佳到了读幼儿园的年龄，却面临着一个4岁孩童无法理解的困境：无人监护、没有户籍、没办法读幼儿园。

    出生于单亲家庭，佳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母亲因为吸毒在江苏省女子戒毒所接受治疗。佳佳的外祖父已经去世，而外祖母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拒绝将佳佳的户口落在自己名下。无人监护，无人抚养，没有户籍，佳佳成为一名“事实孤儿”。

    近日，“南京同心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为佳佳联系寄养家庭，并协助办理了户口、入园等手续，成为我国由社会组织将事实孤儿安置到寄养家庭的一起成功案例。

    吸毒女的孩子

    成了“事实孤儿”

    佳佳如今不仅可以正常上幼儿园，而且还能与其他孩子一样，回到家享受家人的关爱。据“南京同心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总干事黄琼花介绍，这起源于公益律师李晓霞的一次法律援助经历。

    黄琼花说：“6月26日是禁毒日。我们一位法援主管李晓霞律师去江苏省女子戒毒所，给那戒毒人员做服务时，这个妈妈在戒毒所写了一个纸条给她，了解到了这个信息后，她就告诉我，当天我们就跑到现场去看这个孩子了。”

    从佳佳母亲处得知，她有个年仅4岁的女儿佳佳，在外面无人照顾。黄琼花和同事通过调查了解到，佳佳正面临着“事实孤儿”的困境。

    黄琼花说：“7月份去调查时，孩子是没有户口的。她的妈妈在戒毒所，爸爸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孩子没有什么亲人可以托付。首先，我们要找跟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是一个可靠的归宿，但是没有。”

    佳佳的外公去世，外婆、爷爷奶奶也联系不上，临时由一位爱心阿婆在义务照顾。在综合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后，黄琼花决定为佳佳联系寄养家庭。

    解决户口问题

    寻找寄养家庭

    经过多次考察评估，最终为佳佳找到了一家适合的寄养家庭。

    佳佳与寄养家庭的关联始于一次邂逅。据李晓霞介绍，佳佳在一家店铺与寄养家庭的成员相遇，他们觉得佳佳很可爱，沟通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没有人照顾。

    李晓霞回忆说，在当时，佳佳有两个可选的临时监护人：一位是佳佳母亲的朋友，另一位就是现在的寄养家庭。

    随后，中心对两位可选临时监护人进行了综合评估。

    “佳佳母亲的意愿是将孩子寄养给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评估后发现，佳佳母亲的朋友是一位单身保姆，而且不确定是否有吸毒史。”李晓霞表示。

    “我们到社区、派出所对寄养妈妈的为人、家庭情况等进行评估，专家都认为是合适的。所以评估结束后，我们就借鉴南京福利院寄养家庭协议的模式，通过我们的完善，形成了一个寄养协议。”黄琼花强调。

    李晓霞解释说，对佳佳的临时寄养并不是民政部门的正常寄养程序，而是一种“非正常寄养”。

    李晓霞所说的“非正常寄养”是一种合法的寄养，同样需要佳佳母亲与寄养家庭签订寄养协议和委托协议，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民政部的寄养程序并没有太大差别，唯一不同之处是没有民政部门给予的相关寄养补助。

    据介绍，佳佳的抚养费用主要来自外祖母一次性给予的钱、社会募捐和抚养家庭的义务支出。

    在救助过程中，由于非婚生子女的特殊情况，“上户口”成了该救助方案中最为困难的一项。

    “这是一个不断协商和协调的过程。”李晓霞回忆说，由于没有准生证，佳佳出生后一直没有户口。而佳佳的母亲在戒毒所，没有人可以为佳佳的户口而奔走。

    “公益组织与当地派出所和佳佳户籍所在地进行协调，先将佳佳母亲的户口从户籍所在地迁出，转到派出所社区的集体户口，然后再将佳佳的户口落在母亲的名下。”李晓霞说道。

    据黄琼花介绍，吸毒人员把户口从其继母的家里迁出来，放在社区公共户口上，孩子就跟着妈妈落在她的户口上。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多月，7月初介入，8月底户口落下来，最后只剩一个礼拜办了入学。因为有户口，入学就简单多了。

    需要更加规范化

    和合法化

    在李晓霞看来，针对佳佳落户的各项举措，有些“特事特办”色彩，但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毕竟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但同时，李晓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良性的模式，首先需要规范化和合法化。

    “首先爱心家庭与监护人之间要有合法化的寄养手续。”李晓霞表示，双方的寄养协议是十分重要的，要规定好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如何打通“事实孤儿”与寄养家庭之间的通道也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在李晓霞看来，这次实践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比较好的基础”：在签订寄养协议之前，这个家庭已经开始承担照顾佳佳的职责。

    同时，潜在风险也是寄养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而如何将潜在风险降低到最小化是公益组织要解决的另一大问题。

    令李晓霞担忧的是，寄养家庭侵害孩子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爱心家庭在寄养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丢失的状况。为了将这一潜在风险降低为零，“需要详细规定寄养家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在李晓霞看来，公益组织还需要形成一套完善的评估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包括前期评估、中期跟踪和后期监管监控。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凡林则表示：“社会组织可以做一个普通性的服务，要不断摸索在已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怎么去规范工作，这可能是首当其冲的事情。希望政府部门也能够具有指导性的。一是在现有政策框架下面引导、规范、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二是政府本身也需要照顾事实孤儿。不经过民政部门的情况下社会组织怎么办，我认为需要对已有政策做一些必要的修订。”

    （据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