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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6版) 《公益时报》:现阶段,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王振耀:我个人感觉近五年公益领域的国际间合作有了飞速的进步,国际公益学院的成立是一个标志,当然不仅仅是这个。中国的公益机构也走出去了,特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都已经走出去,在海外有项目。 包括“巴比晚宴”在内,中外慈善家已经有了很多交流。中国的慈善家和世界顶级的慈善家已经开始了交往,尤其是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以后,开始了一种机制性的、合作性的交往,并且这种交往获得了对方的尊重。我称这次合作是中西方文明的一次机制性的无缝对接。 至于说跟其他领域相比,不能说超过其他领域,但这五年的发展速度相当快,甚至别的领域在一些方面也可以借鉴。因为中国的慈善家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口头的,而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讨论合作,支持你。比尔·盖茨说他有钱,但别一下拿太多了,我们要平等,每个慈善家都出一样的钱。还说在中国做事情,一定要让中国人主导,他甘愿当配角,就是来给你服务。 《公益时报》: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的项目很多,你本人也考察过很多国外的公益机构。那么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现在的公益发展水平是什么状况?有没有哪些方面是优于其他国家的? 王振耀:我给你比较一下,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公益现在处于一个很不均衡的状态。我自己有切身体会的,你说我们中国的救灾装备先进吗?在全世界看来,我们是相当落后的,我们地震后的那些设备、交通工具,比起俄罗斯、美国、法国都差得多。我们也没有那种职业化的行动部队,俄罗斯的紧急救援部队就有五十万人,中国的专业化救援团队跟人家一比差距太大了。 但中国的救灾系统,尤其是国家四级应急响应体系,应对了汶川地震,应对了大大小小的地震,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后来欧洲、美国,很多发达国家都来学,甚至日本,在3·11大地震之后,还专门把我请到灾区工作了一星期,为他们提建议。 不是说整体落后就所有方面都落后,永远落后。我认为现在中国慈善界学习的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很多论坛请的都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正像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快速地跑着,要走完人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信息化的道路一样,我们现在有可能再创造一次奇迹,一次慈善奇迹,就像创造经济奇迹一样。当然,慈善领域有许多方面,甚至绝大多数的方面,还是要向国际社会学习的。 慈善法是一种公共道德建设 《公益时报》:10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11月份,大家都在讨论慈善法。您对于这部法的出台持何种态度?对于当下的这种热烈讨论的氛围,你怎么看? 王振耀:我对慈善法看得很重,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几千年历史上,行善都是个人的事情。 慈善法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法来倡导公共的善,它是一种公共道德建设,我认为它改变了一套我们的公共伦理。 有不同的声音也很好。你看美国志愿服务法都已经四五部了,还在不停地修。然后又弄什么遗产法,收遗产税,就是让逼着你行善。咱们现在要说用法律逼着谁行善,肯定大家接受不了。可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关于遗产税争论得多厉害,就是让你行善。所以我很看重这部法,也很看重这种讨论的氛围,应该在社会上更广泛地讨论。 《公益时报》:讨论就是传播。 王振耀:对。慈善领域这些年乱,主要是乱在边界不清。好比进行足球比赛,它边界不明。到底哪儿叫出界,哪儿叫不出界,争得一塌糊涂。这次是把大边界画出来了,就是画了一条慈善大道,这个了不得。 《公益时报》:那您认为慈善法出台以后,会给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王振耀:慈善法把慈善大的边界划定以后,其实是为慈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把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都注入了社会价值,各个行业跟慈善都是相通的。好比一个杠杆,可以撬动各方各面的资源。比如公益信托,就是撬动金融的杠杆。 还有很多,慈善法出台以后恐怕会有一个巨大的产业效应。在一些国家,从事慈善相关工作的人口可以占到就业人口的10%,产生的GDP占到全国总量的5%。我们呢,慈善服务的生态形成以后,占到2%、3%,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公益时报》:公益慈善产业化的趋势已经显现? 王振耀:这是个巨大的产业。到底有多大?有的国家从事慈善相关工作的人口可以占到就业人口的10%,我们要达到10%还得了,现在有8亿人就业,10%就是8000万人就业。 可现在才多少,我们60万个社会组织,你算算一个组织平均十来号人,可能多的有几百号,小的可能就两三个,从业人员600万。假如说你翻十倍,这是什么概念,6000万人。下一步发展,要把各种服务再带动起来,包括志愿服务,这将创造多少GDP?它这个社会力量很大。我觉得法立完之后,中国社会会有巨大的一次提升,这个法的社会作用、经济作用都很大,我对它寄予很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