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11月15日,前往东京的飞机上。 暖和的阳光透过飞机舷窗,洒落在米迷的发梢上,她用手轻轻顺了顺耳边的头发,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日光浴”。 另一侧的焦金龙头戴耳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座位前方的屏幕。 米迷和焦金龙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大四学生,两人之所以凑在同一趟航班上并非偶然。自2012年起,两人作为受助学生,受到同一家公益基金长达四年的资助,这一次跨国之旅同样源于这一基金。 这趟航班上,一同享受了这一“福利”的共有22名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学生,他们将一起游学日本。 十年资助历程 为米迷和焦金龙们提供资助的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丰田助学基金。 2005年,中国的国家学生资助体系还处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难以迅速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所需的各种问题。家境贫寒的学生考取大学后常常因学费发愁。社会力量的介入将弥补这一缺口。 2006年10月,丰田汽车公司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人民币成立“丰田助学基金”,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选择20所高校,每所高校选择10名学生,以每人5000元人/年标准,展开为期四年的资助。 “在执行公益项目上,我们经验并不是太多,找专业公益组织执行是个不错的选择。”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社会贡献部课长范广宁表示。 随着双方合作深入和中国高校助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十年中基金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最初计划资助的20所院校,每人5000人/年的资助标准,降低为每人3000元人/年,资助院校扩大到25所,比原计划增加5所,随后又上升为4000元人/年标准。 “中国助学制度逐步覆盖受助学生,让我们认为基金有必要开始调整,减少重复覆盖,提升效用。”范广宁表示,“最初5000元人/年标准调为3000元,再上调至4000元不意味着将资助标准降低而是期待能够有更多学生从中获益,也保障受助学生实际受助标准不被降低。” 如今,基金的资助范围从最初20所扩大到26所,资助学生已超过2800人,捐赠金额也从最初2000万元达到目前5000万元。 建“专家团”保公平 项目的持续发展源于机制的保证。 基金成立之初便成立了独立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学术界、教育界、媒体界代表构成,由《比较》杂志执行主编肖梦任评审委员会主任。这套评审机制一直保留至今,十年间,专家组成员鲜有更替,这使得评审质量得到保障。 余江是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之一。十年前,还是《比较》杂志一名编辑的他,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即便是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担任助学项目的评审委员。 谈起十年间评审委经历的种种,余江说他没有想到当初一个决定能扭转这么多贫困孩子的命运。 “高考前将助学信息向被选高校或当地招生办说明,阐明项目初衷,借助媒体推广扩大影响,希望需求学生报考资助学校。在每年数以千计的申请者中逐步收集、核实、选定受助学生。”余江说,“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天要打几百个电话那算是正常。” 庞大的信息量,需要评审们投入大量时间处理,但评审们努力换来的是受助学生的真实信息需求,更能够让善款得到有效利用。十年间,余江“过目”的学生就达万余人。 余江说:“报考孩子一般会给评审会如实填报申请信息并附上一封自荐信,在‘硬件’条件符合之外,自荐信的‘魅力’就被认为是能否打动评委的关键。” “我们更倾向于信中包含情感和对未来充满想象和计划的自荐信,这表明他对接下来学习有着详细安排,这符合基金的初衷,资助几率比较大。”余江说。 值得注意的是,肖梦、余江等评委们不属于基金和受助高校任何一方,也不属于企业,保证了评审会的独立性。 不断扩展的项目 十年间,基金不仅资助了超过2800名学生,并为这些学生打造出了私人订制的助学项目。 被奉为就业“神器”的“就业指导”项目,每年在不同城市举办三场,基本覆盖中国中、西部所有受助地区。2015年为响应 “一带一路”政策,基金特意将就业指导活动选定在新疆举办,并聘请业内专家为受助学生讲述就业规划。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基金部项目综合处副处长刘颖指出:“调研发现,受助学生出身较为贫寒,在就业和择业方面需要更多辅导和帮助,‘就业指导’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能够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即将迈向社会的人生阶段,这为一支助学基金加分不少。” 目前已经有两届学生完成大学四年的本科学业,而持续受助的经历也使得学子们产生了将爱传递下去的心愿。 首届资助学生曹露露2010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前就签好单位的她并没有和许多同学一样选择立刻就业,而是将云南一所偏远山区的小学当成了自己的“就业”地方。在那里曹露露选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帮助山里孩子们打开心灵的另一扇窗户,让其接触到更多外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