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11月10日，美国慈善救助基金会发布了“世界捐助指数”。在慷慨程度方面，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低收入国家的缅甸排名全球第1，以富有著称的美国只能屈居第2，中国排名从2014年的倒数第8降至倒数第4。

    这一排名合理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指数?《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公益慈善领域的相关专家为大家进行解读。

    评估指标不太适用于中国

    “世界捐助指数”是一份基于对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万民众抽样调查之后形成的报告。包括“过去一个月是否帮助过陌生人”、“过去一个月是否捐过钱”、“过去一个月是否做过义工”三项指标，由美国著名调查公司盖洛普历时数月完成。

    这一指数的创立者认为，强调“过去一个月”则是为了保证这些活动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常态化的行为。

    调查报告显示，就慷慨程度而言，排名前10名的国家依次为，缅甸、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斯里兰卡、爱尔兰与马来西亚。

    倒数1至4名国家为，布隆迪、也门、立陶宛、中国。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表示：“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目前捐助现状，但‘世界捐助指数’对于中国现阶段慈善是否有所借鉴，这个意义倒不大，毕竟中、美两国国情有着差距。”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同样表示：“评估指标体系似乎更加适用于美国，三项抽样指标对于中国捐助评估并不那么贴切。在中国除了公众捐助外，还有大量的企业会捐赠给社会组织，对于这部分世界捐助指数’可能就没法统计，单纯通过对个人捐助者进行评估很难说反映一个国家的捐助水平。”

    “评估指标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式慈善目前来看较为传统，十八大以来，中国慈善改观不少，现在正处在一个蓄力期，进步空间还很大。”褚蓥补充说。

    走中国式慈善之路

    在谈到“指数”对于中国影响时，专家们普遍表示不能拿来就用，而更多认为应该走一条符合自身社会结构的“中国式”慈善之路。

    康晓光觉得“中国式”慈善首先必须执法必严。

    “客观上来讲，欧洲国家志愿者在培训、动员、管理、需求方面灵活性非常大，有些国家还为志愿者进行财政补贴。但中国政府在一些方面仍需要大力改善，积极干预应该增多，消极干预应该减少，如公益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丑闻，目前来看大多是通过社会监督发现，政府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主动出击查处这些不良的公益行为，对于通过社会公众监督的问题，也应该立即依据相关政策进行整治，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社会组织、公众之间公信力，让公众在慈善参与中有所选择。”

    “《公益事业捐赠法》、《合同法》、《刑法》、《税法》，目前来看，慈善捐助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必严的问题。”康晓光补充到。

    “‘中国式’慈善更多应该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三方联合起来，这正是我们现在提出‘社会治理’机制。中国公益才刚刚开始，离公民社会还差很远，公信力还没有建立，应该更多建立一种特定关系，将怀疑和不信任降到最低，从构建一般化信任关系开始。”陶传进说。

    呼吁推动政府公共服务

    那么，究竟该如何推进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呢？

    陶传进认为应该从“帮助陌生人”出发推动。

    “小家、大家是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对于慈善的理解。亲戚、亲人、朋友大家抱团相互关心，形成小家概念，但对于陌生人却关心很少。国家、政府在进行救灾、扶贫等被称为大家。这种旧的慈善观念从纵向上看来很发达，但横向上看来纽带却很薄弱，国家包揽、保障、兜底这样一个传统应该被打破，应该将慈善变成全民所需。”陶传进说。

    而褚蓥觉得，“现代公益就应该是作行为倡导，现代慈善也不再一定苦情眼泪。”

    “美国慈善事业跟中国有着一点差别。慈善事业在美国被称为公共服务事业，在中国被称作社会救助事业，当前中国慈善事业还停留在公众该不该参与、怎样参与慈善的阶段，中国慈善事业要想发展还有很长路要走，但可以看得出来，公共服务一定会成为世界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性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康晓光对《公益时报》则强调：“应该大力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大政府、大社会也有可为之。”

    “总的来看，中国公益事业起步较晚，才刚走过20多年，国外都已经上百年了，在国外70%~80%的公共服务都是来自于政府购买，政府承担的责任一定是最大的，公共服务也不一定小政府、大社会，完全可以是大政府、大社会，而更多通过社会组织、公民、政府三方参与来完成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