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2015年10月22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 Fund)总裁斯蒂芬·汉兹(Stephen B. Heitnz)到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与院长王振耀一起回顾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史以及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9年7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仅6个月之际，斯蒂芬·汉兹就首次造访广州。近40年间，“中国和它的慈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斯蒂芬·汉兹的第15次访华，在他的眼中，在洛克菲勒家族及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慈善版图中，中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洛克菲勒家族慈善门规

    今年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成立75周年，斯蒂芬·汉兹在当天总结了基金会在慈善事业上的六条经验：

    合作和杠杆化。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由洛克菲勒慈善家族第三代成员的5个兄弟协同建立，因此得名。因而，“协同合作”的文化在基金会和家族慈善文化中尤为重要，是基金会开展工作所秉承的精神。“杠杆化”则意味着需要利用慈善领域相对有限的经济资源，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才有可能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变化。

    慈善并不仅仅关乎钱。慈善还关乎价值、想法、说服力和领导力。

    应投资非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是人们向善的驱动力，应该不断地去滋养这个部门，让它不断地得到改善。

    跨界解决问题。应通过文化、艺术、社会关系、公民参与、经济和政治等不同的构建，通过多学科的方式，对慈善做出创新和改变。

    保持实验的姿态。慈善领域的资金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应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进行冒险，冒公共和私有部门不愿意去冒的风险，进行实验和实践，通过失败和错误进行学习，创造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自我审视。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从失败的教训中改正，通过审视历史，不断地去评估以往项目的影响，了解捐赠方的反馈，并从中学习经验和知识，向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

    中国之于洛克菲勒

    斯蒂芬·汉兹认为，慈善所面临的挑战，就是用相对有限的资金，去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一直把它与中国的针灸理论相比较——用非常细小的银针，即非常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找准地方、找准问题扎下去，才能带来系统性的变化。”他说，做慈善带来的最大欣喜，就是当“我们经历了艰辛的工作后，能够见证和感受到人们在生命和生活上的切实变化”。

    洛克菲勒慈善家族的奠基人老约翰·洛克菲勒出身平凡，但通过创立标准石油公司，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全球公司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从年轻时就热衷参与慈善的约翰·洛克菲勒，在事业成功后，更将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呈指数般地增加。

    1908年，老约翰·洛克菲勒建立特别使团，前往中国寻找可以开展的慈善活动，发现中国当时急需医疗卫生领域的改善。1921年，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协和学堂在北京创立，最终演变成如今的协和医院。从那时起，西医方面的研究人员和医疗人员陆续来到中国，帮助建立医疗管理方面的学科和病例管理系统，同时也建立了护士学校用于培训护士。

    1947年，在中国还充满不确定性之时，洛克菲勒家族向协和医院理事会捐赠了1000万美元，市值相当于现在的1.07亿美元，希望后者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至今，协和医院仍是洛克菲勒家族世界范围内的第三大受助机构，是美国以外的最大受捐方，对于洛克菲勒家族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除了医疗健康领域外，洛克菲勒家族还在中国开展了其他的慈善项目，比如农村、提高人民阅读识字、提高经济机会。

    截止到193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赠款就已经覆盖了中国的13个省、60多家机构。

    慈善业需要“耐心基金”

    老约翰·洛克菲勒对于慈善事业的投资早已被验证为具有长期眼光，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战略性慈善事业之父”。

    事实上，洛克菲勒所从事的慈善活动是非常细致的，而且具有战略考量，他不但希望缓解社会问题的症状，更希望通过长期努力能够触及或解决引发社会问题的病根。因此，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大卫·洛克菲勒曾形容这种长期的战略性慈善投资为“耐心基金”。

    在斯蒂芬·汉兹看来，中国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已经催生出了财富阶层，而拥有这些财富的人也在改变，很多人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企业家，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得到了巨额的财富。然而，目前中国的慈善环境仍不乐观，许多慈善活动仍是短期行为和作秀渠道，并没有形成长期的机制。

    对此，他认为：“战略性慈善是一种长期、耐心的投资，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投资，真正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其结果未必能在短期内看到，也需要以数年来计算，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根除社会的顽疾。”

    他特别强调，中国富翁们还很年轻，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一百多年，因此应该给中国和中国企业家一定的时间，在“历练”中真正变得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