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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万留守儿童、205万独居儿童,一谈起农村留守儿童,这两个沉甸甸的数字就像一团无法呼出的肺气一样,堵在所有人的胸口。伴随着这两个庞大数字而来的种种问题,已越来越让这个脆弱的群体成为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 普遍认为,面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目前有三条出路——让父母返乡(鼓励父母返回农村生活)、让孩子随行(让打工父母把孩子带进城市)、让孩子住校(在农村建立留守儿童寄宿学校)。 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三种方案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问题。 “让父母返乡”:父母回乡后没有固定工作,如果平时的生活来源无法支撑起全家的开销,这个方案就变成了空谈;“让孩子随行”:受到户籍政策的限制,许多随父母进城的孩子又面临了就学难的问题,许多孩子因此又成为了“城市留守儿童”;“让孩子住校”:近20年来的“撤点并校”让乡村间的中小学数量锐减,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教育甚至成长环境,并且住宿制学校也无法顾及到学龄前的留守儿童。 Q1:让父母返乡 A:e农计划 把时间调回到去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公益界、尤其是儿童公益界的“大红人”邓飞的手里已经有了八个公益项目,其中七个和乡村儿童息息相关。 2011年,邓飞发起“免费午餐”,5个月时间筹集1600多万,惠及1万名乡村儿童,同年国务院决定拨款160多亿元,为全国680个县的2600万名儿童提供午间膳食。以1600万撬动160亿,邓飞第一次在公益路上“开了窍”,这才有他后来的一系列“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项目。 短短三年时间,邓飞主持发起的系列项目一共筹集超过1.5亿元,直接服务超过100万名儿童,几乎遍获中国公益界的所有大奖,但一个问题的存在仍然让邓飞皱紧眉头:这些已有的公益项目永远不能取代父母之于孩子的亲情和照顾。 “我们永远不能取代父母。”邓飞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孩子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根本解决孩子问题。” 要解决这个瓶颈,就“需要帮助把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提供收入,实现自我造血,‘让爸爸回家’”。 在邓飞扎根乡村开展项目的三年中,其和其团队发现,许多贫困的乡村意外地保留了洁净的空气、水、食材和原生态环境,而这些正是当今城市居民所渴求的。 据此,2014年末,邓飞在与16个县、上百种农产品的合作下,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校友们发起了“e农计划”,用这样一个电商平台把优质的原生态农产品推向社会。此外,配合销售,邓飞的计划中还有乡村旅行、山谷养老和古村落保护这样几个概念,努力把城市游客请到乡村来消费。 而在另一端,受助者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e农计划”能让乡村家庭获得更多收入,父母可以不用再外出打工,便可获得可观的收入。 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它(e农计划)和大病医保、免费午餐都不一样。不一样在于这样的公益计划不是去给贫困地区输血,而是帮助贫困地区来培育自己的造血功能。”在他看来,以商业滋养公益是完全可行的模式。 “当爸爸们回家重新务农之后,城市人能获得安全的农产品,老人不再空巢,孩子不再留守。”邓飞这样概括“e农计划”的初衷,“乡村孩子除了吃饱穿暖,生活学习无忧,未来将拥有更舒展的身段和植入爱意的心灵。” Q2:让孩子随行 A:皮村同心实验学校 皮村——这个坐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航道下方的村子,每隔两分钟就会有客机在头上轰鸣而过。高楼建设在此热火朝天地开工,得知会被拆迁的村民见缝插针地盖起房屋,临街开满了各种商铺:五金、理发、百货、各地小吃……同心实验学校就坐落在这里,这是一所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 2002年,还在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读书的沈金花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在一些打工人群的聚居区,她和同伴们看到很多小孩子没有学上,没有大人照顾,便萌生了创办学校的想法。2005年8月学校开始招生,迅速在打工者群体里得到认可,生源不成问题。 2012年,学校曾一度面临被关停的境地,幸得崔永元等名人上书相助,学校得以留存。当时这份联名信陈述的“三大理由”很好地诠释了这所学校的价值。 第一,同心实验学校很好地照顾到城市流动儿童的利益。孩子们在城市流动学校的搬迁过程中,不断地来到陌生的地方,不断重新认识同学和老师,这对他们是莫大的伤害,同心实验学校给了他们固定的就学空间。 第二,学校不仅是学校,还是打工者聚集社区存在的核心条件。取缔这所学校,也会取缔它带来的宝贵的工人社区文化。 第三,联名信中写道:“皮村的打工青年用自己的双手和全部精神参与了同心学校建设和社区建设,这片土地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请不要切断他们与他们所创造的新生活的联系,不要扼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 Q3:让孩子住校 A: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 在近20年的“撤点并校”的运动下,乡村教育严重缺失,农村儿童的安全问题也十分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到学生的分散性,让农村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本来也算得上是一种补救办法。 但目前的困难在于,许多农村学校没有实行“寄宿制”的条件,经费和师资的短缺极大地困扰着学校的管理者。而且,学龄前的留守儿童在隔代人的照看下,也存在许多问题,他们的受教育及安全问题更为棘手。 此外,目前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一样,均采取升学导向的教育模式。这导致乡村教育是以将学生送到城市里上大学、工作为教育目标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撰文表示,“这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升学不成功,所学的知识就变得‘无用’”,长此以往,当一个地区的基础教育越发达,最后却可能导致当地的人才越匮乏。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联合香港施永青基金、北京凤凰公社农场、春之谷华德福教育等机构共同发起了“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通过传承汲取中国古代礼乐启蒙教化之精华、秉承陶行知乡村平民教育理念、借鉴华德福人智学科学教育思想,探索一条中国式乡村学龄前儿童教育新模式,激发乡村活力。 从2014年8月开始,项目在山西长治县关头村、运城永济寨子村和河南兰考胡寨村进行项目试点,采用志愿者长期驻校的方式,实现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结合,实现儿童教育与乡村文明建设的互动,实现乡村儿童教育与城市儿童教育的交流。 在教学素材上,该项目重拾中国传统礼教中的精华,诸如《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经典,诸如《铁杵磨成针》《孟母断机杼》《香九龄温席》等故事,并收集整理项目当地的歌谣,为学龄前儿童启蒙。 同时,项目也注重与现行基础教育和西方美育的结合,引入学龄前教育的现行规范教材和西方音乐与美术的经典作品赏析,为孩子打开视野,也为他们将来入学做好准备。 在项目现场,国家教育部前师范司司长管培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都由衷地表示:“有村的地方一定要有学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村落中的学校不单是教育中心,通常也是村中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学校的落寞所牵涉的问题往往不仅是教育的衰落,更涉及到整个村落的整体景象。 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的到来,不仅使三个村中大批的学龄前儿童得到早期教育、安全和营养上的保障,还成功将村中的老年人也纳入到对传统经典著作的诵读活动中来,乡村的许多面临失传的传统文化活动也有了举办场所和组织者,乡村文化气息渐渐被重拾。更加可喜的是,乡村重现的活跃氛围也使外出打工者开始出现回流。 目前,项目在第二年的试点当中,项目方希望能形成一套中国乡村儿童教育的理论体系和课程,并能最终得到推广,让传统文化教育重建乡村往日活力。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