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期开始，《公益时报》与公益慈善学园联合推出“海外慈善学人”栏目。这里，汇聚了一群赴海外专门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研究的学者，讲述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感。

    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我作为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Ash Center of Demographic Governance & Innovation）的访问学者在波士顿待了短暂的半年。

    在波士顿的半年是值得留恋的时光，摆脱了在清华学习时头绪诸多的繁杂生活，来到查尔斯河畔这个美丽、有历史感、人文氛围极浓的城市，进入到相对自主、简单而又丰富有趣的生活状态中。小小的波士顿汇集了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诸多名校，这里（尤其哈佛）恐怕也是全球政、商、学精英最为集中之地，大家争相云集于此，相互交流和汲取，并陶醉于浓浓的人文和知识养分中。

    到了波士顿，同一项目学者们的个性和偏好得到充分呈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生活与工作方式，有的重心在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有的专注于旁听课程，有的则喜欢奔赴各种社交场合或体验新英格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在这短暂的半年中，我除了旁听一两门课程之外，也走马灯式地参加了各式各样的研讨会、社交活动和聚会（中国人圈子的聚会非常频繁），同时也围绕我当时所关注的NGO参与气候变化议题阅读了大量英文文献，访谈了几家美国的环保组织。

    言归正传，来说一说哈佛的第三部门研究。

    当时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有一个专门的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这个中心还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项目，与不少中国学者和实务界前辈都有密切的联系。

    有一次我参加豪泽中心的活动，碰巧遇到庄爱玲演讲，才知道她正是从这里走出去而回国创办上海映绿公益事业中心的。此外王振耀、袁岳等也在肯尼迪学院接受过学位教育，相信豪泽中心对他们日后的事业也产生过影响。

    豪泽中心给我留下的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与国内研究机构、尤其是我所在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非常不同的地方：

    一是他们关注的主题与我们非常不同，更为偏重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微观层面，如非营利组织的战略规划、领导力、筹款等，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宏观层面。

    二是他们的研究者和讲师有更丰富的实务经历，有不少人都有过在非营利组织的从业经验，相比之下我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学校中直接出来任教的学院派。这两点不同并非说明我们的研究有多落后，而是反映了时代背景和相应的需求有多么不同，国内侧重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非营利组织方兴未艾、相关法律法规极其不健全的时代。

    事实上过去5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第三部门无论在政策环境还是在内部生态上经历了怎样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社会创新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研究者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的确也代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回到豪泽中心，后来据我所知，由于人事上的问题，现已经合并到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更名为豪泽公民社会研究所（Hauser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然而豪泽中心并非哈佛第三部门研究的全部，事实上在我整个哈佛经历中，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能感受到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这样的话语在哈佛乃至美国社会生活处于一个多么核心的位置。在国内当我们向普通人介绍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大多数人会一脸漠然，而在哈佛似乎人人都可以就公民社会主题和你聊上几句。

    因此，哈佛的第三部门研究并不只在豪泽中心。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国际发展硕士(Master in Public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项目中有一大批学员都来自于非营利组织，Belfer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有不少学者研究国际事务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导力中心的学者们也同样关心非营利组织中的领导力议题。大名鼎鼎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作者Robert Putnam等，对公民社会或中国公民社会有研究的学者也在肯尼迪学院任职。在肯尼迪学院之外的政府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多个研究机构或团体中都有人关注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创新议题，尤其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非常多，我在哈佛的半年期间参加了不少相关主题的研讨会或讲座。

    此外，波士顿地区的其他高校如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也有第三部门研究的知名学者，例如参与创办ARNOVA（非盈利与志愿组织研究联合会，全称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的David H. Smith就是波士顿学院的教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非营利组织密切相关的社会企业、社会创新议题在哈佛学生中受到特别的关注，如由哈佛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们组织的社会企业论坛（Social Enterprise Conference）至今已经举办十多届，还有哈佛本科生组织的年度社会企业峰会（Igniting Innovation Summit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至今办了六届，这些活动得到了公益慈善界的大力支持，我在哈佛期间参加过这些活动，深刻感受到社会力量在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和哈佛学生对社会事务的巨大热情。

    还想说一点的是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学者群体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

    波士顿的华人群体非常庞大，哈佛更是聚集了众多到此学习或交流的优秀学生、学者和高级官员。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学生学者中是很受关注的议题，难得的是哈佛也汇集了一批来自国内的、与第三部门研究相关的学者，因此前文提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燕京学社经常有相关的议题讨论。此外，一些以学生为主体的相关活动也在哈佛开展。例如中国学生成立的北岸学社（The North Society），以及中国学生自己推动的SEED项目（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北岸的本意是超越左、右，是波士顿地区中国留学生学习和讨论中国问题的空间。SEED则是一个实践导向的平台，在留学生中发掘和培养关心中国公共事务、愿意通过社会创新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青年领袖。我在哈佛的时候，北岸学社刚刚开展活动，我也曾被邀请去做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享，SEED彼时也刚刚在前期筹备中。

    在这些活动中，中国留学生群体总体上呈现出务实、建设性的态度，并十分关注社会创新的价值，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关注的实践与第三部门研究密切相关。只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北岸学社的网络交流平台后来似乎被少数偏右的民主人士占据，理性对话的声音越来越少，不知道现在到底如何了；SEED项目在国内的活动似乎也受到一定的压力和限制。我认为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学者群体整体上是开放多元而富有建设性的，在国外能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国内学生学者交流群体也是去哈佛的一个好处。

    最后我想特别说说自己留下的一个遗憾——没有花更多时间深入观察波士顿的社区和街镇。

    波士顿所在的麻省是美国移民最早到达的地区，波士顿周边便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有自治传统的新英格兰乡镇。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区居民的自治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宗教组织在社区生活和慈善事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只有在现场的观察中才有真切的体会。遗憾的是我当时的关注点主要在环保组织上，对社区关注不够，也就不能深切地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草根志愿组织、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希望能有同行学者们能有机会去观察并分享。

    ■ 蓝煜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