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清障工人和警察均戴上防毒面具；

    ②士兵带着防毒面罩严格盘查出入事故区的相关车辆；

    ③爆炸区域落下的一顶红色工帽；

    ④时钟永远停在事故发生当晚23：37分；

    ⑤车上1秒逃生器被震落在碎玻璃渣中；

    ⑥虽然有铁丝网隔离，但仍有居民想要回屋再看一眼。

    （图片：张明敏）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后，我就赶到了天津。我坚信，即便自己身处一个行业媒体，但是在新闻事件面前，我觉得，我与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当晚，我住在离爆炸事故最近的一个露天安置点——滨海新区开发区二小。

    到了安置点，我发现如果自己拿着相机，这么鲜明的记者特色很难进去，于是我收起设备，拿了一些救灾物资假装送东西的志愿者，混了进去。

    在安置点，我看见了公益小伙伴——蓝豹救援队，感到分外亲切。一边采访、了解救援情况，一边“混”了点设备——防毒口罩、救灾背心，这两件设备在爆炸区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天，我就向核心爆炸区挺进，徒步走到能走的最近的地方。我想：我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怎么都要到现场去看看。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网上已经有了很多信息，什么都能看到，别人也发了，还有必要吗？我坚信，想要干新闻，就一定是要去最接近新闻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给同事们传回很多来自一线的照片，也对事实有了更加清楚地掌握。

    除了了解事实、通报最新进展、核实发布不实消息的澄清等等，我也想做点公益行业媒体能做的事。我想到了帮忙找人，在现场，我开始核实一些失联港务消防队员及其家属的信息，回传给后方编辑，他们汇总整理，帮助家属寻人。

    一连待了几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六场发布会。当天有一些情绪激动的家属要闯进发布会现场，面对突发状况和安全考虑，保安关上大门，隔开了里面的记者和外面的突发状况。我发现，自己和身边的战友们都不约而同地凑到门口，你拥我挤地拿出手机、录音笔紧紧贴住门缝，每个人都努力试图从外面的吵闹中获取一丝丝有价值的信息。

    在那样一个瞬间，我们都一样在现场，传播渠道都是畅通的，新闻面前，人人平等不就是这样吗？身边这群人既是战友，又有点暗自较劲，拼速度、拼质量。我立刻给后方编辑部打电话汇报现场情况，编辑听出来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有点激动。

    每场发布会，我都在第一排席地而坐，在现场发言人说什么，就拿手机手动速录，然后传给微博编辑，有时候还会看看身边的战友们，如果发现自己打字比央视的直播速度还快，我就充满了成就感。

    发布会开始时候是话筒传给哪个记者，哪个记者就提问。后来已经变成了一场嗓门和速度的比拼：“你好我是XX的记者”“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发言人只要话音刚落，立刻就有记者提问，有时候发言人还会无奈地说：“那个，我还没说完。”

    然后我注意到，没有人提问天津市民政局相关的领导，消防和环境方面的负责人是最受关注的，是被提问最多的。对口记者的优势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我得到了天津市民政局领导的独家回复。后来，跟朋友们讲自己怎么抢到提问机会时候，开玩笑说：“还好，我声音够大。”

    这次采访经历，我也有感动，看到了突发事件发生时候来自民间自发的公益力量：好多当地市民自发地运送物资，蒸笼摞满了卡车的后面，一车一车的包子、馒头运送到安置点，谁需要给谁。我笑说，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共产主义，挺让人感动的。

    这次，也有很多同行令我由衷敬佩，比如一位外国女记者，自己扛着摄像机，自己搞定一切，没有抱怨，非常有礼有节；比如《财新》记者每次提问的犀利和刁钻……我在学习，也在感受来自周围的力量。

    回来后，我把这件陪我战斗的背心工工整整地挂在办公位旁边，看着背心，我能想起来自蓝豹救援队伙伴的支持和关心，想起这次经历的一个个难忘场面，想起在前方时来自报社编辑部同事们的配合……

    记者这条路，不孤单。

    （张明敏/口述，闫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