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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残儿童:不要等出事儿才去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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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15年08月11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孤残儿童:不要等出事儿才去关注他们

    球星林书豪在晚会现场呼吁大家为孤残儿童捐款,他分享说,成为球星后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内心的痛苦促使他重新思考对成功的定义。他发现追求成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目标实现了,又要再去实现下个一个目标,这样下去根本不能让内心得到满足和感受到快乐。最后,他把焦点转移到爱的方面,快乐可以来自对周围人更多的付出爱。

    天津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在进行文艺演出

    孤残儿童:不要等出事儿才去关注他们

    8月8日,“天下华人,同心筑梦”公益晚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本次公益晚会由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发起,美国慈亲基金会、香港UBG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主办,善款用于支持中国孤残儿童的救助和康复事业。这样一个晚会,汇聚了众多明星,他们将目光聚焦了一个特殊群体——孤残儿童。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女童保护、事实孤儿……但是孤残儿童,这个话题在搜索引擎上呈现出来的页面看上去着实有点辛酸:新闻少、研究少、关注少。孤儿+残疾,这样一个略小众的群体,他们或许并不是社会热点所在,康复和治愈的困境让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讨喜。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样一组数据:

    中国目前有约70万孤儿和约820万残疾儿童,在孤儿群体中,很大比例都因身患残疾未能得到有效康复和治疗,而被亲人遗弃成为孤残儿童。

    我国大约有52.6万孤残儿童,但实际上只有约9.4万接受了社会服务,如官办福利机构、社会组织,其余43.2万都在社会散居。

    目前国内,留在福利院的孩子中残疾儿童占到90%甚至更高。0-6岁是残疾人最佳康复期,如果这一时段的残疾儿童未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救助,其最终康复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公益组织和社会资源如何能为孤残儿童做更多?《公益时报》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故事

    天津武清区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院长陈美文:

    其实我的第一职业是护士,从毕业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在儿科。后来,到了这间美国慈亲基金会合办的天津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从事专门的孤残儿童康复工作12年了。

    最初到这里,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调动,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身体高度残疾,我就觉得这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份工作。我们这里的孩子,最初只是脑瘫孩子,后来有了先天畸形的孩子、视障的孩子、肢残的孩子……我想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小事儿。

    第一个故事,是侃侃第一次上学的故事。

    侃侃,他是一个肢体残疾的孩子,有唇腭裂,经过手术他慢慢康复,只是四肢不能弯曲,但是他是个性格阳光的好孩子,经过福利院的系统培训后可以正常走进学校学习了。那是2011年,我说:“侃侃,你能上学了。”侃侃像我们这里所有孩子一样,对学校充满向往,听到我这样说他很兴奋、很开心。

    我把他送到学校门口,站在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进学校。开始时候,侃侃是昂首挺胸地往里走,走着走着,他的头越来越低,当所有的眼光都投向他的时候,侃侃的头恨不得埋进地里。

    第一天回来,侃侃没话了,也不太爱笑了,我问他上学开不开心他也不想说。然后我们就跟学校沟通,老师们说,其实并不是同学们歧视他,因为他的特殊,这些孩子在关注他、对他好奇,但这就是一种压力。

    我跟侃侃讲,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很多残疾,有些是肢体残疾,有些是心灵残疾,虽然你的肢体有残疾,但是心灵可以是完美的,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更优秀、更好。

    转眼到了冬天,学校为了保暖安了一个棉门帘。那天我送侃侃进教室,有两个走在他前面的小朋友,一边一个人,把门帘撩开了等着他。我就告诉他:“你看到吗?他们真的是很关注你、关心你,希望跟你做朋友。

    现在,侃侃已经四年级了,笑容和阳光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另一个故事,关于大哲。

    大哲刚来的时候,就是脊髓脊膜手术以后引起的下肢瘫痪。他来的时候刚两岁,这14年里,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停止过任何能帮他康复的机会,即便康复费用在儿童福利院来说是最大的,几万、几十万。大哲有两个愿望,上学和站起来。上学已经没问题了,作为一个下肢瘫痪的孩子,站起来难度很大。

    终于在去年,在国家康复医院给他安装了肢具,经过一段相当艰难的锻炼和康复他能够实现站起来,推着步行器往前走。为什么说他是我的骄傲呢?因为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智力正常,爱唱歌、学习好,还能照顾别人。

    他推着步行器站起来的一瞬间,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他说:“陈妈妈,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就这样两句,反复说,反复说,最后,大哲说:“陈妈妈,等我回福利院。”我说:“哎,我在门口等你。”后来,工作人员跟我说,大哲坚持要在车上就把所有的肢具戴上,坚决不再坐轮椅下车。他说:“我要走下来,我要让陈妈妈看我第一眼就是我能走了。”

    真的,我看到孩子那种喜悦的时候,我已经没法用语言去表达我当时的那种成就感也好,那种满足也好。我们福利院里的每个人,都因为这样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而默默地努力一天、一个月、一年,不放弃希望。

    我觉得这些孩子的需求,远远不只是养护、医疗、康复、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这么简单,这些我们能给,别的机构也能给,他们要的是一种陪伴,是心灵上的东西,这是一种信念,让孩子们有一个信念,更是让我的员工有一个信念,你付出了,就一定会有回报。

    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主任高玉荣:

    《公益时报》:我们国家领养情况是怎么样?孤残孩子能回归正常家庭吗?

    高玉荣:现在的事实是,国内的收养人基本上都希望要个正常的孩子。所以很多福利院都在排队,排不上,因为绝大部分都是残疾孩子。比如2014年国内的收养领养有一万九千多名孩子,基本都是正常的孩子,但是国际收养领养有两千多,大多是轻残的孩子,比如唇腭裂、心脏病、白化病等,国外都收养。收养完后,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给孩子们做手术,这孩子就可以像他们家人一样,进入他们的家庭。实际上,国际上也是认为家庭才是孩子最好的生存环境。

    《公益时报》:为什么国际领养人反而不介意轻残或残疾儿童呢?深层原因是什么?

    高玉荣:其实并不是国外人就愿意收养孤残孩子,我们不愿意。实际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所有税收制度、法律法规、医疗保障和生活无障碍环境,对收养人都是很好的一种优惠,比如最实际的,收养孩子家庭就减少相应税收。可以说,他们的制度与慈善是匹配的,我们国家能做到企业捐赠免税,个人激励政策还覆盖不到。

    《公益时报》:我们国家50多万孤残儿童,但实际上只有不到10万接受服务,那40多万去哪了?

    高玉荣:在社会散居,咱们国家本身就有一个文化氛围,孩子是家庭的,叔叔、婶婶、姑姑这些亲戚能帮着养育就帮。在2009年以前,对于社会散居的孤儿、残疾孩子政府是没有一点投入的,完全是家庭和社会。

    2009年年底,那时候还在民政部,我们就想算算,到底一个小孩生活下来需要多少钱?平均下来最低标准是600块钱。所以经过建议和论证,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现金补贴计划。要知道最早的时候,各省的福利机构都是属地管理,2009年以后国家统一出钱,在福利机构的最低标准补贴1000块钱,在社会散居的孤儿,最低的每个补贴600块钱。

    《公益时报》:这种补贴够精确吗?

    高玉荣:现在的数字是很准确的,发补贴的钱给谁了,都是要有身份证号、名字、家庭地址还是福利院、谁接手的。

    《公益时报》:近年来我们国家孤残儿童数量趋势是怎样的?

    高玉荣:是增多的趋势,你可能会很奇怪,各方面的发展都是良好的为什么是增加。这个是整体趋势,农村增加更明显。一个就是绝对数量的增加,第二是相对数量增加,什么叫相对数量?就是说以前不知道,以前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隐藏的太多了,现在随着我们更重视,他们的数量更清楚。

    (下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