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会贤

    7月底，《公益时报》记者随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到重庆走访“乐和之家”项目。该项目最初是要做农村互助会(现改叫促进会)的，2013年由光彩支持，留守儿童关怀是项目的重要部分之一。

    观察这一项目的优点和缺点，或许会对公益组织如何参与乡村建设产生一些启示，也让我们对留守儿童等乡村问题的现实多一些了解。

     社工：低工资没社保的90后

    巫溪县羊桥村是一个看上去就不穷的村子，基本不需要物资捐赠，有村民还说：“我们比你们社工吃的穿的还好呢。”户籍人口4000多人，加上高山生态移民搬迁过来的共有5000多人。小学生1000多名，留守儿童200余人。

    羊桥村的乐和之家大院不是新建的，是一位热心大姐听说乐和之家要找个地方做活动，主动提出“来我家吧”。于是堂屋做孩子们的活动厅，左右两间小屋分别用来放图书和老人、妇女们的文娱道具，三八、六一、九九部队都在这里得到乐趣。

    如此大的一个村，社工站覆盖范围有限，住得远的村民就较少参加促进会的活动了。

    走访当天，社工站正举行大暑节气活动。孩子和妈妈们在社工的组织下做“导引术”(一种传统运动)等，还喝到房东大姐准备的消暑汤。

    社工站里共有三位社工，带孩子们做导引术的是陈晓，一位92年出生、来自贵州的姑娘，“我自己也曾是留守儿童，如果以前有人这么关心我就好了。”这是陈晓的感慨。由于离家远等原因，她每年只回家两次，对于自己未来的计划，她还没多考虑，“家里一直在催找对象，自己也有点急。”

    最初，三个姑娘是在镇政府住的，但到村里要走20多分钟，赶上做活动、家访等经常来不及回去吃午饭，于是就在村里租了村民的房子住，自己做饭吃，虽然每月有几百房租，但方便了许多。

    “村民、书记都说好，就是待遇高不了。”乐和之家项目社工的工资基本在2000元左右，除重庆市南岸区峡口镇的社工因得到政府购买，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有社保，其他大部分社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

    地球村的解释是，因为是项目制，人员流动性很大，所以是以志愿者的形式招募，工资以补贴形式发放并购买了意外险。待遇低、没有保障是项目社工流失率高的原因之一，还有家人不同意、工作不顺利等因素。

    另一个项目点楠木桩村的社工李慧，已经换到第4个搭档，幸运的是，李慧的父亲并不反对她的工作。项目督导刘园自己也从驻村社工一步步走过来，深知坚持下来的社工不容易，说起社工流失、待遇低几乎落泪。

     专业：认可、不足与争议并存

    民政部社工司司长王金华说：“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是刚性需求。”在驻村社工站能深刻体会到这个刚性需求有多强烈。

    第二个项目点是巫溪县思源村。学校和村委会就在一栋楼里，学校现在只有2、4、6年级，明年就只有1、3、5年级，每两年才招生一次，因为学校只有4个老师(这不是最差的，巫溪县教委领导说，山里最小的教学点只有4个学生)。

    全部88个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在这种惊人的比例下，特殊困境儿童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也不乏实例。对于4位驻点社工来说，工作量也是巨大的。除了为孩子组织活动、培养兴趣、关怀生活，思源村的社工还为出去打工的家长们网上建了群，随时沟通孩子的情况。更多的了解，让家长对孩子多了关心，回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这些工作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但碰到极端个案如何处理?除了改善孩子们的情绪还能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分析探索?

    目前乐和之家的社工约有30人，大部分不是社工专业毕业的，每年会有社工领域专家为他们进行三四次培训，然后就在工作中边学边做。据记者了解，不只是这个项目，其他驻点农村的项目有许多是类似的情况，然而社会工作者不只是一个职业，还是一种专业，虽然可以姑且称之为社工，但许多工作却不是简单培训就能够做到的。

    羊桥的陈晓说：“缺少专业的心理学知识，特殊个案很难处理，比如有的孩子，也会来参加活动，但你看到他坐在那里，明显是有心事的，有问题，可不知道怎样进入他的内心。还有一个小孩子父亲幼时受伤，母亲走了，孩子恨自己的母亲，会说‘不要提我妈’，虽然现在在社工的帮助下性格开朗了些，但还是觉得需要专业技巧，才能做得更好。”

    另外，儒家传统文化、礼仪是乐和社工教给孩子的一部分内容。在羊桥看到行拜礼、诵读《礼运大同篇》，觉得挺好的，南岸区的社工讲他们为村里老人做的生日活动，也非常感人。但在思源村小学教室里举行的一场生日礼上，却看到社工引导孩子焚香祭祖。

    同行的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伟和表示：“社工在教孩子了解传统的同时也应该融入现代价值观，我们培养的是未来环境中的人。社工也需要有进步，需要职业能力培训，有心理学、社会学知识，才能准确评估儿童的问题、解决问题。”

    乡建：互助会与联席会

    社工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单向的帮助，他们还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参与建立互助会就是其中之一。

    楠木桩村在酉阳县，村民绝大部分是土家族，摆手舞是村民联欢的必备节目。大暑节气活动的主持人冉明建，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没有出去打工，在附近跑货运，也是互助会唯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社工们称冉明建为毛二哥(音)，节气活动后，互助会开大会，来决定之前村民们卖草墩子(稻秆编的坐垫)得的2550元怎么分配。毛二哥和小社工在村民前面摆的小白板上，加减乘除算得一清二楚。这是楠木桩村互助会的第二笔进账了，第一笔是端午节卖粽子的4000多元。每一笔收入，留下5~10%的公共基金，用来互助会搞公共活动，由互助会成员公开自主分配。村里留下的多是当年参加过集体劳动的老人，对这种形式很熟悉。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让村民们很是期待。冉明建说：“上次包粽子的时候买米，没注意把住质量关，以后要注意。我们要把互助会的生计做大做强，把父母留下。”

    除了互助会，在每个试点村，还会设立联席会制度，由村支书负责召集，村两委和促进会等共同参与。巫溪县对乐和之家的工作非常支持，在政府部门制定的乐和家园工作手册中，规定了联席会议制度，其中有一条：村(居)两委在研究决定涉及惠民政策和惠民资金落实、经济发展、重大建设、社会管理、村务公开等方面工作前，必须召开乐和代表议事联席会议，充分发挥乐和代表的作用，强化民主监督和管理。

    羊桥村的河渠治理、村民活动广场建设，都可以看到联席会发挥的作用。但这种制度的建立，无疑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非社会组织的一厢情愿能够达成的。

    未来：去留未知

    “我们只是一种酶，推动一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时候社工走了，他们也能自己玩得好、做得好。”峡口镇社工韦惠琴说。但现在，老乡们对社工还有些依赖。

    阿蓬江的村民代表说：“我们说话不管用，不会说，社工说话大家爱听。”他们的联席会制度还不完善，需要继续做工作。

    我们开玩笑说，“那社工姑娘啥时候才能嫁人呢?”一位老乡说：“在我们这里找个小伙子嫁了吧。”虽然也是开玩笑，但仔细想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在远离自己家乡、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的村落找到另一半的可能性也是太低了。

    然而不管做成什么样，项目明年就到期了，到期之后社工的去留还是未知。每个方面都期待社工能留下，孩子们更是如此，但如何留下呢?郭伟和建议：目前只是项目制，希望能够形成制度框架，在重庆市或各县区设立社工服务机构，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持续下去，也让社工有归宿，社会爱心有接收方。

    将社工纳入政府公务员体系，也是当地的设想之一，但最后哪种办法能实现，还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