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其中，“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和“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在上期专栏中已做分析，不再赘述。

    第三，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欧美国家的社会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私人投资和政府补贴。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资金投向，以往只有资助和投资两个方向，现在已经发展为资助、贷款、社会企业投资和一般投资四个方向。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已决定把影响力投资作为250亿美元资产投资的重要选择。

    英国首相卡麦伦推动银行用“僵尸”账户资产6亿英镑设立的“大社会资本”，成了英国投资社会企业的重要撬动杠杆。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金额将达到4000亿到1兆美元，利润将达到1830亿到6670亿美金。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上述预测是非常保守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开发一个投资工具，设计让基金会的投资作为社企投资的前端，确保社企的社会目标，并承担比较大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投资在后端跟进，以此吸引更大规模的风险资本进入社会投资领域。

    中国社会投资需求量巨大。很显然，基金会的捐款投入数量非常有限；而中国基金会和慈善会有2000亿存量资产，把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与社会投资相结合，将形成规模可观的公益基金投资。同样，最大的投资有赖私人资本市场。

    第四，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加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还是“互联网共享性+公益有效性的颠覆式创新模式”，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今时代，公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与商业组织，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今天我们说：互联网就是最大的公益！有谁还会骂公私不分吗？这不禁让我们回溯“义利并重”的中国商业文明传统。宋代浙东学派陈亮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永嘉学派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这些道理，不仅对我们做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有用，对于摒弃当今慈善文化中盛行的道德绑架、道德审判、道德自慰、惟我独尊和不重效率的不良风气，更是一针见血。

    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渗透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主张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我们不免要追问一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乐土吗？

    事实上，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规模与贡献，和印度、孟加拉、肯尼亚等贫穷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和欧美国家相比，在投资规模与创新方面，更是无法望其项背。中国每年有1000多亿慈善捐款，有2000多亿存量慈善资金，还有更加巨大的民间资本。如果把一部分资金投入支持青年返乡创业，“让爸爸回家”，让乡村再现生机，难道不比那种隔靴搔痒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更有力量吗？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