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正迎来新一轮改革创新的浪潮。

    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协同共享的新经济时代。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和市场开发方面，实现了后发优势；在代表工业4.0的物联网、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等开发领域，正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创新也不落后，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方面。据报道，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去年一年内，政府就下放和取消了160多项涉及创新创业的行政事项，几乎每两天就为小微企业松一次绑。看来，咱们中小企业身上的绳索实在太多了，而政府每两天就放下身段为中小企业松一次绑，很辛苦也很难得。

    相比之下，中国慈善界改革创新非常落伍。在4000多家基金会中，60%还没有网站，恍若隔世；许多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还在固守体制堡垒，继续做着慈善资源垄断梦。因此，由公益界引导的，强调政、社、产、学、研跨界协同的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落地开花，是中国公益寻求改革变革、追赶世界社会创新潮流的标志。

    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是一个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问题大国，社会企业是为着有效、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天降大任于斯。

    而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已经到达爆发临界点。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产业规模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5年，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市场规模的形成，既是基于市场需求大而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强大刺激，也是基于国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需要通过鼓励创新型社会投资，实现调结构，稳增长，保证新常态健康运行。

    综上条件，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

    第一，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他们是潜在的社会企业。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社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

    上述领域，以民非的非营利体制寻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几十亿都来不了；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资可能在数万亿计。浙江绿康老年医院是一家专门为失能失智老人服务的机构，去年引进风险投资，实现民非+公司的转制。转制后服务规模和质量双双大幅提升，到2016年将在浙江建成绿康医院25所，未来还要上市。

    第二，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政府与民间合作，英文简称PPP。PPP本质上是一种政府采购形式。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加快简政放权，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去年11月，国务院又发出《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据财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项目总投资约2万亿。除了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外，大量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农业、环境、社区服务等领域。

    上海NPI系的“屋里厢”是一家给政府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是PPP模式的典范。2015年，他们在长三角地区托管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达30000多平米，营业收入3200多万。他们正考虑引进社会投资，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务规模做大，以适应政府巨大的需求。全国有6923个城市街道，7万多个城市社区，农村的数量更大。单从社会服务PPP这一项来看，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多么大的商机！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