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邓颖超与宋美龄的一段合作隐秘往事不为人知晓。外界只知邓、宋二人保持着联系，直至百年。这一段友谊最早可追溯至抗战时1938年武汉沦陷后3万儿童被送往大后方的往事。

    二人携手筹办保育会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中国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同胞书》中，曾以惨烈的数字，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700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10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15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此时再也坐不住了。她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但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邓颖超日后回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宋美龄答应出任主席，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遭到国民党理事反对。邓颖超为了大局，此后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

    死人堆里救人

    1938年4月8日这天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门外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不少与会者大为惊动，言称奔赴前线是男人的事情。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34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鸹围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你争我夺。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将大部分孩子安顿在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100个难童突围。激战中，人群不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河南驻马店时，曹孟君身边只剩下8个孩子。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宋美龄在大会上大为褒奖，会议完毕，宋美龄走到曹的面前，问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曹一时惊愕，但未等她回答，宋美龄就转身离去。

    邓颖超似乎也看出了宋美龄的用心，就悄悄将曹调派出去。事实上，此时国民党人士不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宋美龄未予理睬；与此同时，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两党碰撞时有发生，但宋美龄对此也一直保持沉默。

    疏散武汉儿童九千名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光景，至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国民政府已在考虑转移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

    第二天清晨，一艘装载300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300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葬身江底。

    时隔半世纪，宋美龄都念念不忘，“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20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没有交通工具，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这天下午，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宋美龄提议唱

    《义勇军进行曲》

    到达重庆时，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也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的场景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来，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在此，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其中600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重庆地区的保育生演讲比赛中。蒋介石亲临大会，宋美龄在会后提议保育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蒋介石也跟着大伙唱得很起劲。末了，他还平起右臂，竖起巴掌，应着歌曲的节拍朝前推。

    保育生星散重庆周边地区，在名士云集的山城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郭沫若、田汉、张澜、老舍、陶行知等大家名流，时常出入各保育院，为孩子们授课演讲。

    而在政治家的胸怀中，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保育生，俨然重庆这座城市的新希望。在重庆大轰炸结束后，宋氏三姐妹走上街头，他们挽着孩童的手，冷静地面对外国记者的镜头。而这些孩童，都是保育儿童。在延安的保育院，一有重大活动，一定要通知保育院学生参加，甚至在中共中央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前排座位上都能发现保育生的身影。

    保育生英勇杀敌

    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据参军保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在驻印军中，大部分是保育生，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38年，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的孩子，背井离乡时还不经人事，此时已风华正茂，他们要为父辈复仇了。1945年抗战胜利，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财力支持到高中毕业。

    1987年，已退出政坛、罕于露面的宋美龄，在台北一个学校参加台湾300多名保育生聚会。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的一个。

    1991年4月28日，适逢台湾保育生惯例的母亲节聚会，以感谢当年抢救、养教他们的保育会领导及教师。年逾九旬的宋美龄再次出席集会，并发表训辞。她说：“届值社会中多人迷失为人处世之正途，尔等曾受爱心恩泽，更切身经历艰险苦难举目无亲之痛楚，当经已训诫子孙，故确信彼辈绝不在其列。兹盼尔等各尽己能，回馈社会，若遇有损及国家情事，应具敢言敢为之胆识，挺身而出，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也。”

    （据《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