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

    毕节事件凸显中国城乡差别已不是差别，而是鸿沟，是吞噬生命的大裂谷。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都知道那一刻的恐怖，但现在那种恐怖时时侵袭着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孩子。关注农村、守护生命，不仅是关注孩子，还有他们在外打拼的父母、在家种地的爷爷奶奶。不是用怜悯同情和大包大揽的方式去救济，而是支持他们以合作与联合的方式真正自己站起来，改变现状，做生活的主人。这绝非小修小补、个别救济政策能奏效的，三农领域的深刻改革不仅涉及多领域，而且直接关乎生命的存续。并非只要经济上去乡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到了必须抛弃三农领域的单纯经济观点，树立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彻底的改革观的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我们的政府应该开始对留守儿童问题负责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剥夺不负责任监护人监护权的政策出台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具体队伍来落实这些政策。我们的父母都很爱孩子，但是他们缺乏知识，有研究认为我国40%的家庭都有不同程度虐待孩子的行为，其中4%的家庭尤为严重。所以这样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行政系统来监测不负责任的行为，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这是现在应该被提上日程的问题。

    我们急需要建立起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短板，不仅需要立法，同时还要有比较强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资金、有相当多的政策优惠。如果地方政府只是简单强调政策，却在无钱、无机构、无专业化人员的“三无”状况下工作，就很容易发生这些难以管理的现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出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村又无人照顾。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儿童的心理关爱尤其缺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

    完整的儿童保护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作，但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已是燃眉之急，我们是否可以从最危急的人群入手，针对6000多万留守儿童中的205万独居儿童提供紧急保护计划？首先，可以建立留守独居儿童保护问题的数据档案、信息管理系统。这项工作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牵头，每个公益组织都可以在自身服务的学校、社区先行开展，让这些数据成为制定有效干预策略和实施保护方案的基础；其次，开通留守儿童热线服务，为处于困境的儿童提供各项服务和保护；第三，民间组织可以起到所在地留守独居儿童保护的保护政策宣传、信息报告、短期照顾、资源协调、协同保护和监测作用。（高文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