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岛陆路交通尚未畅通前，行旅、货运多仰赖舟楫，然而台湾河川多发源高峻山脉，流泻急湍，加以夏秋台风，山水暴流，每每毁坏便道与桥梁。

    当时，全岛各河川渡口多有义渡——地方善士集资雇用良民为船夫，免费搭载过河行人。直到桥梁陆续兴建后，义渡才逐渐被淹没在历史中。

    怒涛滚滚大甲溪

    在这一段历史中，名为“东势义渡会”的台湾史上第一个NGO一直屹立不倒，并运营至今近200年，其“仗义恤邻”的善行及精神代代相传至今。

    东势所在地的大甲溪是台湾岛第三大河流，发源于台湾岛中央山脉及南湖大山等群岳之间，流经多地，直至台中入海，全长124.2公里。自3800米的中央脊梁山脉奔流而下，大甲溪水流湍急，水力资源丰沛，被誉为“中台湾的母亲河”。

    这位“母亲”，孕育了两岸郁郁苍苍的林木、世界知名的樱花钩吻鲑，也在地表刻画出绝美的景观。但是在交通上，宽广的河面却也阻绝了两岸居民的交通来往。

    清嘉庆年间，驻守此地的将领黄清泰在《大甲溪》一诗中写道：翻石沙俱下，危船鬼欲争。

    在当时台湾，一般河川在水量充沛时，人们利用渡船过河；若冬春季节，河水干涸，人们则在河床的沙洲开辟道路，有水之处架设简易桥梁。只是每年到夏天，豪雨夹带土石，往往将河床上的道路和桥梁冲毁，因此年年必须重新辟路架桥。

    《东势义渡慈善会沿革》一文中有记载：往昔台中县朴仔口以东，石冈、新社、东势、和平四街庄，日常经济农产交易、文化、就医等，均以寮脚（东势角）为中心。惜因土牛与东势间两岸跨越大甲溪，唯一交通要冲，并未架设桥梁，其往返两处间行人，或远赴丰原、台中等外地行旅，往常均利用渡船交通。

    官渡民渡，弊病丛生

    当时台湾渡船有官渡和民渡两种。官营不仅有渡税，而且弊端丛生；民渡则有勒索之弊，行旅商民颇受其害。

    大甲溪渡船应属于民渡，东势义渡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廖文钦说：“当时土豪劣绅一班，在溪岸设有舟仔（木造小渡舟）往来交通，以专利向过往行人酷索银两。”

    道光年间，淡水同知娄云周历各地，留心查访后，认为“全台之为民害者，渡船其一也。刁悍不法之徒，藉渡载为由，任意勒索，稍不遂意，即兜留包裹，以待备钱取赎。往来行人，每因人地生陈，告诉无门，忍心受屈，危害行旅不可言状”。

    不肖船夫除了勒索钱财之外，甚至还会危及乘客生命。《凤山县采访册》中卢尔德嘉的《义渡论》提到：溪边舟子，编竹筏以待行人，载至中流，始需渡价。多方勒索，有勒至数金者。贪得无厌，甚而挤人于水，有挤下孤客，任急流滚出外海而坐视不救者。横取衣物，大则殒命，小则伤财。狼子野心，实堪切齿，义渡之设，安可少哉？ 

    十八位妇女溺毙事件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寮脚’庆祝中元节普渡，演戏酬神。妇女十八人搭乘渡船，要到东势看戏。船到大甲溪中央，因为船夫恶作剧，调戏妇女，以致妇女惊慌，引起骚动，渡船翻覆，十八位妇女致尽溺死。事几竟在地方上造成械斗。”《东势义渡慈善会沿革》一文中写道。

    18条人命、地方蕴酿械斗，当时任朴仔篱堡总理（清代官名）的石冈土牛庄贡生刘章职出面调停，除了严办惹祸船夫，并邀集地方士绅，发动募捐，拟成立“义渡会”，以绝后患。

    当时刘章职与训导罗桂芳、监生廖光祖、郭开升等人登高一呼，四乡镇群起响应；彰化知县李廷璧极其嘉许，也赞助100银元，连同善心捐助者67名，共募得银两2501圆，购买水田十甲余充作“义田”。

    “‘东势义渡会’成立，每年以‘义田’的租谷收入当作财源，打造渡船12艘；慎选良民为船夫，免费搭载过河行人。这是东势义渡的开始。”廖文钦说。

    第二年正月，官府勒石立碑，除了“将捐设义渡各户姓名、条规勒石以昭后世”之外，还有：“出示严禁棍恶，不得滋事生端，务须遵照。倘有不法棍徒，藉端私索，许即按名指禀赴县，以凭筋差拏究。”

    最后土豪劣绅的渡船业也废止了，大甲溪两岸从此免费义渡，方便乡民行旅。

    廖文钦说：“冬天枯水期，不能行舟，年年在河床开路架桥，义渡会也会出资。”

    彰化知县李廷璧为嘉勉刘章职的奉献精神，特颁“仗义恤邻”题额，如今仍矗立在石冈乡梅子村丰势路旁的刘章职墓园中。

    为祈求大甲溪过渡平安，以及纪念当年罹难的18位妇女，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石冈土牛溪边，举行平安祭典，迄今170多年，从不间断。义渡会善士的后裔都从小参与到大。

    东势义渡会总干事、刘章职的嫡系子孙刘高麟说：“当年67名捐款人的芳名，刻成一块牌位，祭拜的时候请出来，接受后代子孙的供养和追思。”

    虽然这些善士不同姓氏，但因为共同成就善举，对义渡会的后人而言，不啻为最值得骄傲的“共同祖先”。

    善举从河岸走进乡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实施土地调查，义渡会所有田产大租、番租、水田，有四甲地被充公，以致仅存六甲余地。

    二次大战末期，日本政府限于财政困难，为兴建通往中嵙段石角河的桥梁，指令义渡会变卖所有田产，充作兴建经费。幸有当时义渡会常务董事廖阿霖（时任台中州参议员）奔走呼吁，反对处分财产，设法请求解决；最后将义渡会田产抵押贷款，兴建桥梁，并取名为“义渡桥”。

    1925，东势义渡会呈请台湾总督府登记立案，改名为“财团法人东势义渡会”，第一任理事长刘雨生、常务理事廖阿霖订定章程，设评议员制。

    1933年，日本政府出资架设大甲溪铁线吊桥，东势义渡会长达百年的免费船渡因此成为历史。刘高麟说：“大甲溪吊桥建好之后，义渡就功成身退了。但是义渡会仍然运作，只是转型为社会福利工作。”

    义渡会转型后，开始办理社会福利事业，尤其因应当时社会需要，成立各项措施——例如农忙时设托儿所，免费照顾幼儿；农闲时设裁缝班，免费教导农村妇女缝纫技术；还有施医、救济、急难救助、建道修桥……现在还设有计算机班、清寒奖学金等。

    廖文钦说：“东势大桥建设以前，大甲溪铁线吊桥经常在台风过后，或流失、或损毁，一再修建，何止数十次，义渡会也都配合捐款协助。”

    1953年，义渡会向台中县政府申请更名为“台中县私立东势义渡慈善会”，改组为董事制；1986年，改名为“财团法人台中县私立东势义渡社会福利基金会”。义渡会每年召开两次董事会，必要时召开临时大会。义渡会章程、财产目录、佃农名册、预算决算、收支统计、福利救助……均一丝不苟，透明详尽。

    祖德流芳，代代相传

    义渡会历年来的董事，几乎都是当年捐款创建义渡的善士的后代子孙。刘高麟说：“当然我们欢迎其他有心人来参加，但这都是无酬劳的义工，我们一代代都是秉持着祖先的精神、怀着使命感，如履薄冰来做的。”

    在高中教书的黄德山，也是义渡会董事之一，他说：“170多年前，先祖黄杨凤在义渡会成立募款置田时，有过捐款的义举。他老人家绝对想不到，因他的善行，而福荫到后代的子子孙孙。”

    黄德山的祖父黄富，三岁失怙，母亲改嫁，与兄长相依为命。土牛庄刘章职后人怜悯黄富孤弱，请他牧牛放羊，得以维生。黄富长大后，受雇于义渡会为船夫，每天在大甲溪摆渡过往旅客。一直到建造桥梁、渡船停摆，黄富才进入林场工作，但仍以义渡会为己任。黄富的儿子黄万伙，19岁就参加义渡会工作，一直到69岁去世为止，50年从无间断。

    黄德山说：“从小就知道家中每年七月中元节普渡祭拜，父亲都要先去参加土牛桥头义渡会，祭拜当年死难人士。祭典结束，父亲回家后，家里才开始拜。甚至母亲去世时，父亲还在参加义渡董事会议。

    黄德山说：“母亲生前即交代我们：‘将来你父亲若不在了，你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义渡会的慈善工作，若有人要你接任，绝对不可以拒绝。’”

    因此，从1987年第十二届董事会受命以来，黄德山与诸董事战战兢兢，莫敢懈怠，不因义务工作而废弛。

    从渡人渡货到渡心

    从早期承担人货运输的免费船渡，到今日以微薄资金，办理小规模慈善事业的小社团，170多年来，东势义渡让千千万万台湾人民，平安渡过宽广的大甲溪，那密集往来的舟船，就像是针线般，把大甲溪两岸密密地缝在一起。

    时至今日，尽管桥梁已经全面取代了船渡，但是义渡的功能仍然持续发挥着，只不过往昔渡的是有形的人、货；而今，它仍在“渡”，渡的是无形的人心。

    义渡“方便行旅，仗义恤邻”的作为，不仅是台湾早期必要的措施，更足以为习惯冷漠疏离的现代人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