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古称瓯越，叶适等人所倡导的“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长期影响了温州人的思想和行为。经过两宋开门办学的文风洗礼，读书人的队伍日益扩大，人心向善的风气深入人心。到了明清两代工商业日益发达，社会日益趋向稳定，官民合办慈善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倡，慈善的设施更加完备，各类慈善机构规模日渐壮大。特别是地方开明绅士和财力雄厚者的参与，慈善事业发展很快，他们的言行成为民众的楷模，一时成为民众口口相传的佳话。

    而作为民间慈善力量的标志，市区内的红日亭也成为温州的“慈善地标”，本报第2739期16版也曾以《温州红日亭：施粥传统的当代延续》记载了温州人乐善好施的历史传承。

    温州是水乡，河流纵横交错，桥梁接通河网。据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当时城内桥梁就达150余座，及全县52都共420座桥梁、18津渡。仅城内就有半数以上的桥是乡民筹资修建或者重建的。

    城内如敬亭桥、安丰桥、洗马桥、打锣桥、天高桥、安仁桥等27座桥均系清同治年间当时邑人筹资重建，有的桥就是以出资者的姓命名，如：宋公桥、高公桥、周公桥、木施桥等。

    城内的小高桥，宋时建，年久失修，到了清代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百姓行路困难。百年老店叶德昌创始人、邑人叶锡金、孟璜、李全英捐千金而重建。三十六都的滕家桥是明代小木桥，木桩腐朽，岌岌可危，叶锡金捐资重建，还置田40亩，收入作为每年修桥费用，托当地人进行专管。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夏，温州遇台风强降雨，风雨交加时间达十天之久，冲垮了蒲洲八字大埭，这座大埭是温州的重要水利工程，永嘉、瑞安两邑的万亩耕地全赖此埭灌溉，邑民叶品金筹资二万余两，其叔父叶冠瀛、叶箐莪鼎力相助，众乡亲合力重修大埭，此举惠及后人。

    龙湾河网较阔，当地吴姓大户置义渡两只，便于老百姓往来搭乘，后来因为年久，义渡船损坏无法使用。当地一些船户趁机霸占码头，勒索往来百姓，以致经常发生超重致使船翻人亡的事件，民怨沸腾。清道光十年（1830年），年老长者向永嘉县府反映，知县刘邦彦召集当地乡绅公议，大家纷纷出资，恢复义渡，方便百姓，为了杜绝后患，特立《义渡碑》告诫乡民扬善惩恶。

    温州又称“七山二水一分平”，山区老百姓外出要翻山越岭，山道崎岖，明代旧志称“溪河各乡，民无病涉，皆好义者为之。或独建，或众建，修复创始之功不可没也”。永嘉溪口，位于楠溪江上游，东有虎山盘踞，南有苍峰耸立，因年久山道失修，草长道没，过往的樵夫山客、客旅行商哀叹步履艰难。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邑民刘文统堂房兄弟四人倡议重修古道，当地的富户，以及原籍溪口的商贾纷纷解囊相助，最后助成善事，刻《苍峰岭路碑》表彰。

    对于这些善举，明清官府往往树碑送匾表彰，树立行善者的良好形象，达到扬善惩恶的社会作用。

    荒年赈灾建设义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温州是个台风旱灾等自然灾害较多的地区，即使在明清太平盛世时，政府也是“耕九余三”，以防患于未然。所谓义仓，就是当地的绅士及有钱人出粟麦储备，以防凶年。

    清咸丰年间，市区有永余仓、社仓、广丰三仓、县义仓等9所。为避开旱涝灾害，在官吏和地方绅士的倡导下，最鼎盛时期仅城区各类义仓多达14座，如建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米业义仓”就是市区各米业捐建的，建仓21间，每间储粮500石。乡绅们还选出董事、经理、出纳等予以管理。

    清代同治年间的“新旧社仓”规模最为庞大，它是西溪巡检翟志叡与地方绅士一起捐办的，老社仓共5间，设立在府前街，后又增加新社仓7间，各都均设分仓，加上乡十六都社仓4间，十七都社仓6间，总数量达上百间，共储谷物二万余石。

    明清两代政府重修文庙、府学、县学及各类庙宇，集中推行社会教化，崇尚文明，劝人为善，鼓励民间绅士出粮赈灾。官府往往用“义民”、“义门”等匾额使行善者获得荣誉，或授予“义官”、“散官”等虚衔，或减免徭役，从而让行善者成为老百姓敬仰的对象。

    养老育孤慈爱天下

    温州养老育孤的历史悠久，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就在来福门外设立养济院。市区的育婴堂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设在温州市区惠民桥附近，为抚养被遗弃婴儿所设。它是由知府金洪铨首先捐俸禄，乡绅梁春、蔡宏勋、邵世录等劝捐得银2412两，择地建房99间，同治十二年又增加50间，为温州规模最大的育婴救济场所。并且创建牛乳哺婴章程，故存活者众。

    至清乾隆年间后，温州所属四县（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均设立育婴堂或救婴局。据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永嘉育婴堂碑记载：由于育婴堂建筑已88年，屋漏墙塌，颓败不堪，知府刘煜准备予以重修，恢复旧规。平阳籍贡生杨德音闻知此事，马上捐出400亩良田以充公用，又定下每年交租谷钱四百八十千文以助育婴堂食用之需，并且将田亩、岁租、粮额清册存府。知府刘煜书“继善保婴”匾额，以彰显他的善事。清光绪元年（1875年）还创建了恤嫠局，太守邹溥仿照省城清节堂条规，酌量变通分别给寡妇、年迈的妇女以每月资助生活费。

    救济贫困助学寒士

    我们今天在《温州文献丛书历代碑刻集》中看到的材料，里面设计的有关祠堂、私塾、书院、公学、义塾、学堂大多是地方绅士捐款，如：平阳的社学，原址是系明代刑科给事中鲍辉家的私塾，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其后裔鲍王辅捐出改为义塾，以帮助贫苦子弟就学。

    如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楠溪学堂，共32人捐了1000余大洋，最多的600块，最少的2块，还有一人捐献了27块玻璃。

    清嘉庆九年（1804年），邑人陈遇春集捐资2800两银子，存典生息为资助贫困学子乡会试路费，故名之“文成会”、光绪初年创办“武成会”以及“永场梯云会”、“南乡文成会”，都给贫困的学子带来莫大的好处。

    筹建医院救死扶伤

    清末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温州的医疗行善开始从个体行为逐渐走向集体行善。过去大多是一个名医在家以行医来行善，救治贫困百姓。到了清末，开办医院成了当时的慈善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咸丰五年（1855年）举人陈虬等人创办温州首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医医院“利济医院”，其医院的院章就有“减润应诊，以其广道便民”。

    清光绪五年（1879年）署同知郭钟岳倡议设立惠民药局，于每年3月15日至9月15日，设局3所，在城中府城隍庙、城西北的三港庙、城外大南门天后宫，各延医生邑人到局施诊。如果就医者确系赤贫，医生在处方上盖印，患者可持方免费取药。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基督教会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将温州医疗慈善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峰。医院分初诊、复诊、急诊、免费四种，免费项目是针对穷人而设立，后来由温州工商界联合创办的“普安施医施药局”更是以“专以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者”为宗旨。

    善行风气遍布民间

    温州自古以来民风淳朴，百姓勤劳善良，富有同情心；善经商、讲实惠的优良传统可谓远近闻名。温州人正直勇敢，能忍辱负重，性格上大开大合，奇正相倚，民间素有仗义疏财，救人于解悬之急的优良传统。温州人讲义气，重感情，更重民族大义。温州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征象。地域文化造就了温州人，也使温州人在中国成了特殊的群体。

    温州历史上就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地方文化的潜移默化，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温州百姓乐善好施的民间习俗和邻里相互帮衬成了传统。修桥补路，造亭为民避风雨等积德行善，在人们中口口相传。每逢夏季遍布山野平原的伏茶点、放痧点及冬季的施粥点就是草根行善的集中体现。到如今遍布温州的大街小巷，展示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如伏茶点现象就是一种善行的积累和心灵的净化。“温州好人，善行天下”之一善行已成为温州新的风景线，也成了世人关注温州的亮点。

    （据《温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