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仁堂是近代天津的一个重要社会救济机构，由于其规模大、存在时间长，成为晚清民间慈善事业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开展社会救济活动的一个缩影。

    赈灾年间催生

    天津广仁堂，又名天津河间广仁堂，是天津河间两地官员会同地方士绅在光绪初年设立的一个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在广仁堂设立之前，天津已有天津府孤贫院、天津县养济院、育黎堂和育婴堂等救济机构。但这些机构救助内容单一、规模较小，救助效果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社会救济需求相应增加，原有的救济设施更显杯水车薪。同时，由于国外势力的影响，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吸食鸦片作为一个全国性问题，在通商口岸天津自然危害更烈；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而其起因则是因民间传说教会育婴堂拐卖残害儿童而引起。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综合性善堂以其方便士绅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够全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开始兴起。尤其是上海的同仁辅元堂、果育堂等善堂，不仅在解决上海本地社会问题上表现出色，在组织对华北灾区的义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为广仁堂的兴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光绪初年，包括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天津的社会救济需求进一步增强。“天津河间等属，地瘠民贫，迭遭灾歉，孤儿婺妇，往往无以自存，情甚可悯。必须创设善堂，兼筹教养。”光绪四年（1878年），天津广仁堂设立。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天津广仁堂的设立，实际上利用了一个机会，那就是救灾活动结束后，江南义赈剩余的一万圆洋银。以此为基础，暂时在天津东门外南斜街设立广仁堂进行救济。再经进一步筹措经费，最终将广仁堂设于天津西门外太平街。根据李鸿章在光绪七年（1881年）的奏报，天津广仁堂“现计开办三年，屋宇一律竣工，章程亦皆妥定。耕读纺织成效昭然，而戒烟除瘾者，亦有二千余人。实于风俗人心，大有裨益。嗣后应责成绅董，遵照定章，实心经理，以垂永久”。这里不排除有自我夸张的成分，但既有地方政要的大力支持，又有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广仁堂取得一定救济效果，逐步走向正规当属无疑。

    近代救济模式的代表

    广仁堂的设立，充分考虑了天津已有社会机构的存在，堂中设立敬节所和慈幼所，收养寡妇和孤儿，都是补原有机构之空缺。由于天津“赡老则有育黎堂；婴孩则有育婴堂；隆冬施粥则有官厂及馍馍等厂；惜字则有永善局。本堂皆可不必顾问。果能经费宽裕，再议将孤寡教养事宜量为扩充，仍不必再添名目，以致博而不精”，并且收养对象限于本地人。由于救助活动“名目不一，拟颜其堂曰广仁，取推广皇仁之意”，成为一个综合性善堂。

    与其他善堂一样，广仁堂收养孩童以女孩为多，幼女长大成人者，由堂中代为婚配。若被收养者死亡，广仁堂有自己的义地进行安葬。除堂养外，为灵活起见，广仁堂还附设有保产会、恤婺会等善会。

    广仁堂设立的年代，新式社会救济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再加上参与建立天津广仁堂的李鸿章、郑观应等皆为近代开明官员，因此它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近代气息。考虑到原有救助活动方式“重养轻教”的局限，广仁堂设立蒙养所、工艺所和力田所，重视对受救济者能力的培养。

    从广仁堂的机构设置来看，广仁堂“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疏，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婚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

    在随后时间里，这一趋势逐渐加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周廉访学熙到堂总办，在堂内附设女工厂一处，以为教育贫家子女。复设章程，裁去保婴，核减恤婺，以期节减经费，挹彼注兹。”周学熙自己也说：“就天津广仁堂创设工厂，延订女工师，教授贫寒妇女，学习制玲珑西式花鞭，并机器缝纫、插花、刺绣等项手艺，兼授修身、书、算等课，俾具普通知识，有自赡自家之资格。”

    多种经营筹措经费

    广仁堂的日常经费，比较稳定的有来自政府的资助与对行业强制征收的捐助，但自愿捐款部分的不确定与救济需求的持续性形成了明显的矛盾。为此，很多慈善机构利用一时剩余的钱款置田、置屋收租或放当生息，保证了慈善活动的顺利开展，广仁堂也沿用了这种模式。

    一、放当生息。其创立章程中就规定：“经费支用本款，则涸可立待，断难经久。此次除建屋开办外，如有余款，应交天津县衙门转发当铺，每月一分生计，以垂永久。”

    二、置地收租。“……收养孤孀人数日多，经费短绌。查有候补知县宝山族遗塌河淀地亩九十顷零。前由堂内给钱一千二百两将苇地三十余顷归堂收租。此外尚有水田四五十顷，再找银六千两便可一并置买。光绪十年，运使额勒精额委员逐段勘丈，共计孙庄欢坨等处水旱地九十顷零四十三亩八分五厘五毫，详明由运署赈垫加价款内照数拨交，归堂收租，以充经费。”

    三、投资近代企业。“敝堂前入贵公司股份，计五万元，计一千股，领有优先股票息单十套，自一千九百七十八号至一千九百八十七号，历年领到息洋在案。”

    四、自身生产所得。广仁堂所开展的各项生产活动，如设置力田所、工艺所以及随后的女工厂等都能带来一定的生产收益。

    天津广仁堂是民间社会救济活动较弱地区救济机构的代表，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天津广仁堂同官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经济重要性的增强相适应，天津的政治地位也在提高，直隶总督也移节于此，该地的要员相应增多，为该地创办较大规模社会救济机构创造了条件。天津的经济条件和好善风气都不如上海，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支持，才使天津广仁堂保持如此大的规模。从广仁堂的自身资产收益情况来看，既有传统的放当生息、置地地租，又投资近代企业，带有明显的过渡性。

    对于机构透明的努力

    广仁堂创立者注意到了已有社会救济机构的弊病：“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各处善举，往往开办未久，非侵吞舞弊，即有名无实。于创始者一片苦心，大为辜负，令人慨叹无穷。”在广仁堂创立章程中就规定：“欲救其病，惟慎选总董之人，重其禄，久其任，庶几循名责实，成效可臻，即其余银钱司帐、管事、各司事也宜审择精勤公正者，略丰其修，俾无内顾之忧，方可专心奉公。盖款无虚糜，事有实济，虽修资略丰，暗中仍系撙节，且于大局实有裨益也。”认识到选择管理人员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提供优厚待遇来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但在实践中，广仁堂“所有南北办堂董事，不领薪水，仅领车马费数千文以襄善举”，只有具体办事人员发给全部薪水。

    为了取得众人的信任，晚清各社会救济机构一般都将经费收支的情况，以征信录的形式公布。其内容多为财务收支状况，它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以昭众信。广仁堂也不例外，其创办章程中规定“每月由总董将用款核结照抄一本，送督理堂务各位传观，年终汇刊征信录，由督理堂务各位核盘无误，率同总董暨经办各司事，在天津府城隍庙拈香焚化。仍将征信录分送督、藩、臬、运各宪，关道、津道、天津河间两府暨同通州县助捐善士大夫众核阅”，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 刘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