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盖茨自小就被贴上书呆子的标签，也曾公开定义自己为技术统治论者。在离开微软转向全职基金会工作近7年后的今天，他对自我的定义是“技术改变贫穷”的人，“我是技术统治论者，我喜欢与科学家一起工作，挑战科学家的想法，和他们一起发明创造，并确保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真正符合穷人的需要。”

    即使看起来远离了微软和商业世界，盖茨仍然是一位颇具智慧的企业家，一位精明高效的管理者。面对世界层出不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资金永远是有限的，盖茨在基金会内部频繁地传达这一观点，为此他提出“催化式慈善”，用较少的资金和资源撬动起更多的力量。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致力于消灭结核病、防治艾滋病和控烟等方面，同时鼓励中国的科研专家、大学生、青年人群体，通过申请“探索大挑战”项目，获得相当可观的资金，加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行列。

    背景

    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美国盖茨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双方着重就加强公共卫生工作、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减贫问题交换看法。

    习近平指出，防范和控制公共疫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加以共同治理。加强公共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我们高度重视，愿意同盖茨基金会继续开展合作。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我们还要下大力气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正在为此进行不懈努力。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减贫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比尔·盖茨表示，中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埃博拉疫情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源，在管控艾滋病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工作，在减贫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树立了典范，我深表赞赏。盖茨基金会愿意同中国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于3月26日至29日在中国海南省博鳌召开。作为中国着力打造的“主场外交”，本届年会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2786名政、商、学、媒界人士，规模超过历届年会。

    今年年会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东道主中国如何阐释这一新议题，在此平台上各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互联网金融、“一带一路”等成为高频词汇，然而公众的关注，因为一次会面而转向了公益慈善领域。

    我觉得中国把全球各国聚到一起来探讨共同发展经济策略，共同创新，特别是帮助这一地区的贫困国家，这很好。我很欣喜地听到，习近平主席表示会在这一地区加大投资，推动创新技术。中国在减贫方面经验丰富。中国模式应当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学习，特别是在减少贫困和提高健康水平这些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农业领域，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应该把经验推广给亚洲其他国家，也会惠及非洲国家。盖茨基金会也会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所以我很同意习主席讲话要点，是很棒的演讲。

    盖茨基金会宗旨就是在未来15年中帮助最贫穷的国家的人们，让他们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改善更快，降低儿童死亡率，减少营养不良，而我坚信中国在未来15年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基金会在中国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总的投入数额非常难以全面统计，有一些是直接的投入，而有一些我们投给其他组织和合作方的资金可能没有在最终数据统计中显现出来。实际的投入是要大于目前媒体中报道的数字的。另一方面来讲，在全球慈善领域，受资助方和最终受益方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正如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等机构接受了很多捐款，但他们所从事的针对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科技研发（包括疫苗或种子等），其最终受益者其实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口。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进步举世瞩目，领先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未来，盖茨基金会仍会持续增加对中国的投入，我们也热切地希望可以撬动中国的创新力量造福更多世界上贫困的人口。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最主要的规划和挑战中，一方面是继续推进中国的结核病、艾滋病的防治，以及控烟工作，另一方面是找到中国的创新者，将他们的创新成果引入其他贫困国家。这其中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中国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全与世界接轨，有很多时间和精力要花在不同规范的协调上。

    无论是在微软还是现在在基金会的工作中，我都看到创新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现在在基金会，我们致力于推动这些创新，不仅仅可以帮助解决中国自身的挑战，更是将这些创新用于解决其他国家面临的健康和发展的不平等问题。

    中国和世界

    对我而言中国的进步如此快速，每次来中国访问我都看到了太多变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往往需要经过许多年实现的进步，我来中国短短几个月就可以看到。创新的速度日新月异，我是指中国所取得的突破性的科技发展能够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加富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一直被全世界公认、广泛地宣传和推崇。2008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梅琳达来北京观看奥运会，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北京，对于没有来过中国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很少认识到除了表面上展现出的巨大能力以外，中国在民生领域、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30年当中中国帮助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际上为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过去的30年，中国在如何建立激励机制、如何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实现科技突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突出领域包括农业，如稻米产量提高方面，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再比如，中国在牲畜饲养方面也有领先经验，有创新的动物疫苗产品等。而目前中国这些优势很大程度上仅仅让中国受益，因为药品监管规定的不同，中国健康领域的产品还未能大规模走向世界。中国农业生产力可以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媲美。考虑到非洲农业的生产力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因而，无论是政策扶持或是科技创新，中国都有很多经验可以输出给非洲。而盖茨基金会正在和中国的伙伴合作，确保合适的技术和经验通过示范中心被应用到非洲有需求的国家，并为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觉得现在中国在持续提升创新力和向其他国家输出这些创新方面体现出了很强的决心。比如，盖茨基金会和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CNBG）合作，研发生产了乙脑疫苗，这是中国第一支通过国际认证、销往海外的疫苗，价格低而且很有效，在亚洲地区因为这样的疫苗拯救了很多生命；再比如，我们还投资了一家冰箱公司，用创新的办法为疫苗提供冷藏，特别适合电力供应的偏远地区，这个技术让我们有能力让更多贫穷地区的孩子可以用上疫苗，拯救更多的生命。

    无论是我在微软还是现在在基金会的工作中，都看到创新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基金会，我们致力于推动这些创新不仅仅帮助解决中国自身的挑战，更是将这些创新用于解决其他国家面临的健康和发展的不平等问题。

    “余生将全职为基金会工作”

    记得两年前，我首次提出“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的理念，主张通过创造市场，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持久而系统地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人群。两年间，有两个方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阐明这个理念的运用方式。一个是创新型的产品研究开发，比如找出对贫困国家的穷人最为适用的种子和疫苗，这些国家自己没有力量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新方案的试点，然后告诉人们这种方案是否有效，其中当然会有很多失败，我们来承担试点失败的风险。

    史蒂夫·乔布斯和我有不同，我不像他那么爱留财产，反正我没有从微软拿太多的资产走。

    我的余生将全职为基金会工作。未来五年将会有很多重大的进展，我对彻底消除小儿麻痹症非常有信心。我可以承诺这一点。

    (整理自比尔·盖茨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