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记者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获得了很高的公众知晓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之为“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只需3元钱就能送出一份简单午餐的活动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惠及了万千农村孩子，并最终引领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国家行动。

    其实，类似的“3元钱”运动在民国慈善史上也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运动曾感动得末代皇帝溥仪也捐出了3000元大洋，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此运动就是由朱庆澜于1929年提出的动。

    朱庆澜人称“朱将军”

    朱庆澜（1874年—1940年），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朱庆澜幼时家贫且孤，迫于生计而四处奔波，因身高体壮，乡邻劝其投军。1893年朱庆澜去东北投总督赵尔巽所部新军，由于作战勇敢，屡屡擢升。因对地方土匪的镇压毫不手软、痛加追剿，百姓们亲切地称其为“朱将军”。

    1908年，朱庆澜随赵尔巽调职四川，任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官(相当于现在的师长)，掌握全省军事。由于深受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朱庆澜拥护共和，并于武昌起义爆发时率所部通电响应。

    1914年，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朱庆澜为黑龙江省督军兼巡按使。主政两年有半，政社兼顾，修建国防工事于边界，收回松花江航权，商民曾命名一新轮为“庆澜”号以纪念，官银号年例纳金20万，朱庆澜均不接受，用于办蒙文学校，设女子教养院。多年后，当提到朱庆澜时，他们说：“老将军来齐齐哈尔是一条军毯、一匹战马，离开齐齐哈尔是两袖清风。”

    1916年6月，袁世凯后任的黎元洪对朱庆澜甚是器重。其时粤局动荡异常，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虽主张不党主义，但受孙中山大无畏革命精神所感染，仍积极支持和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护法运动开始后，先是助孙中山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根据地，其后又从自己40个营的省警卫军中拨出20个营编成护法军，使孙中山拥有了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

    由于军阀派系混乱，互相排挤攻诈，1918年秋，朱庆澜辞去广东省长职务到上海家居，他说：“宦海无常，尔虞我诈，实在令人胆寒。孙中山先生曾对我说过，要给人民多造饭碗子，我想只要对老百姓对国家有益的事，都愿意干。”

    同年，在多人支持下，朱庆澜建立华成、泰和两个盐垦公司，自任联合董事长，不仅解决了当时外流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安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也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协助了新四军的抗战，为国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23年至1925年，朱庆澜任职东省（民国时期介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省级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长官期间，正值苏联遭受饥荒袭击，粮食奇缺，众多灾民过境求生。朱庆澜秉着“俄国灾害，途有饿殍，皆我人类，助人水火”的理念，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集成300节捐助粮食火车运往苏联赤塔，表达了中苏人民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

    1925年2月，直奉战争期间，不愿打内战的朱庆澜脱离军政界，献身社会赈济事业，开始专心办理慈善拯救灾民，正所谓“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

    “募三元活一命”

    1928年起，陕西3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仅长安一隅，每月饿死者不下数百人，卖儿鬻女者更是不计其数。当时国民党政府有个常设赈务机关，叫中央赈务委员会，但因忙于内战，赈务徒有其名。民间慈善团体力量有限，朱庆澜遂整合华北、东北六大民间慈善团体，统一定名为“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并以会长名义赴陕堪灾施赈。

    朱庆澜一行行抵扶风县境，亲睹“两个成年人活捉一男童，杀而分食之”的惨状，悲痛无极。同时经堪查得悉，陕西连年遭灾，1300万人口，已饿死300万，600万流离失所。陕灾之重重在粮食奇缺，纵有再多现银也无粮可买，朱遂即返津筹措赈粮。

    在西安，朱庆澜目睹受灾面积广泛，所带款项远远不敷应用，决定立即回去筹备大量赈款。车到郑州时，冯玉祥赶来，一看朱庆澜先生和随行人员都在破篷车内，仅有帆布床一张，其余都是地铺，他十分感动，不禁落泪对朱庆澜说：“您老人家为了救国救民，不辞劳苦，生活又如此简陋，如果国家当局都能像您这样就好了。”遂任查良钊（金庸的堂哥）为华北慈善联合会总干事随行。

    从西安回到天津后，朱庆澜随即提出“募三元活一命”之口号，开展大规模劝募活动，开滦矿务局等一些大企业及团体纷纷捐出为数不小之款额。在此期间，《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均发专题或辟专栏进行报道，并定期刊登捐款者姓名及所捐款额。开滦矿务局等一些大企业及团体都捐助为数不小之赈款。

    当时寓居天津的清逊帝溥仪也为朱庆澜义举所感动，他说：“陕甘灾情如此之重，古来少有，你提出的口号鲜明有力，我救一千条命。”遂捐大洋三千元。上海电影制片厂关注陕西巨灾，专程赴陕摄制记录片，请朱庆澜题片名《人道》并手书，影片播放后，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为筹购赈粮，朱庆澜亲赴东北寻亲朋故旧相助，募集购买赈粮16万担，受惠灾民达百万之众。朱还在西安、扶风等地分设灾童教养院，收容孤儿逾千人。1929年，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陕视察，对朱庆澜动情致谢：“我等陕西之子，子子孙孙将永远不会忘记您！”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担纲民间赈灾，抑或专司赈灾官员，朱庆澜均身在灾区，心系灾黎。赈陕灾3年多，他停留西安仅有半载，余者均呼号奔走于灾区调查，监督放赈或劝募赈粮助款，此间计放赈款百万元以上。报刊赞誉“朱赈灾办事之敏捷，手续之完备，为历来办赈之少见”。

    ■ 燕客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