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做记者，那时候《南方周末》如日中天，我们监督权力、监督贪腐。2004年我到《南方都市报》做新闻评论，抨击那些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我们要改变制度。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陷入彷徨。

    一次，我和媒体人梁文道吃宵夜，他跟我说他不写评论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五年前写的文章，到现在发表也不过时。我们以为我们有力量，我们能行动，我们能改变，但是五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在退步。”

    2009年，我带着彷徨到北京工作，在那一年我遇上了现在的合作伙伴师曾志教授，当时她是北京大学公益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我当时已经很彷徨了，觉得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和评论员，没有力量，我们要行动，怎么行动？师曾志给我指了一条路：“我们来关注公益。”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公益外行人，但是我们发现公益组织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行业又非常弱势，当时政策方面也有种种的限制，民间还有很多误解。老百姓都说做公益不求回报，那公益人不吃饭了？不要娶媳妇生孩子吗？我们要从外面进入，改变这个行业。

    我们光靠行业自身很难改变，不能突破，一定要把社会上其他行业做公益传播的人吸引进来，让他们关注参与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会改变。我们办一个培训班，挑选一批对公益感兴趣的媒体人，把他们弄到一起培训。通过培训，让这些媒体人关心公益，更重要是形成一个共同体。一个记者觉得“我很弱小，做不了什么”，但是到一起，就成了一个组织了。

    当时还没有安平基金，我们在北大公益社会研究中心基础上办了第一期培训班，2012年、2013年，我们连续办了4期培训班，培训了很多学员，包括现在做公益做得风生水起的邓飞、孙春龙，都是培训班伙伴。

    2013年7月，又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云南省委书记想做关于公益的社会改革，把我们公益界很多人都请过去了。我们白天开会，晚上在一起大排档就聊。做培训班固然可以一年影响30个记者，但是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整个行业的记者都关注这个事，其实有，就是做评奖。所以在2013年的7月，我们在北大平台做一个公益传播奖，奖励那些参与公益传播和公益行动的媒体人。后来，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我们成立安平基金，我们就有了平台，有了自己更多的故事。

    培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年的安平奖要办了，但是还没有筹到场地和奖金，当时培训班的一个学员就说帮我们筹款，去年给我们筹来了150万的奖金。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故事当中。每个人很弱小，团结在一起，汇聚成一支力量，就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