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跟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会的一个项目团队去湖北省五峰县。五峰是一个集老、少、山、边、穷为一体的土家族自治县。全县境内都是山，没有高速、没有国道，没有水路、没有铁路，都是盘山路。

    在山里，我们走访了一个女孩何志娇，那一年她十二岁。志娇的爸爸是从四川流浪到湖北的流浪汉，妈妈有智力障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傻子。家里还有个半岁的小弟弟，是妈妈上厕所时生下的。志娇全家四口人都住在舅舅家，因为自己家的房子下雨天冲垮了，两个舅舅都是快四十岁的老光棍，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

    青基会的项目是捐赠人一年捐365块钱跟孩子结对。五峰县共结了100对。当时是暑假，志娇特别高兴，因为放暑假不用花钱在学校吃饭。青基会的项目官员问她，欢不欢迎姐姐来家里做客。小女孩半天没抬头，然后小声说，你们怎么不早点来，她有一个同学住在另一座山上，因为买不起午饭也带不起土豆所以辍学了。志娇说你们早点来，能给她一个名额就好了。

    我在做“禁毒”报道时，认识了一名年轻的禁毒社工，叫袁献远。他二十几岁，帮助过两百多名吸毒人员，其中有黑社会大哥，有初中生，有卖淫女，也有母亲。

    他做过统计，这两百多人中，只有八人在一年内没有复吸。我问他：“戒毒是世界性难题。吸毒人员的复吸率在90%以上。你今天努力帮助的人明天可能又进了戒毒所。做这样一份工作，你何来成就感？”

    他说：“虽然这些人可能复吸，但在干预的过程中，他们对毒品、对家庭、对自己健康的认知都多少会有改变。对于他们而言，吸毒与戒毒不断斗争的过程也远比一直吸毒好。”

    2014年，袁献远自己注册了一家公益机构，在深圳，叫清醒人生。

    2011年，我到云南宁蒗采访，遇到了一个女孩。我采访时习惯用A4纸，折成一叠拿着。这个女孩跟了我很久，终于在教室外偷偷问我：“姐姐我能要几张那个白色的纸吗？”她说没见过这么白这么光的纸，小卖店里的作业本都很薄，还要七毛钱，一周买两本，正反两面写都不够使。

    我把剩下的A4纸一股脑塞给她，还把这个故事发了微博，很多人给我留言。有意思的是，一个网友叫“社会主义成长下的华哥”留言说自己是修复印机的，他下决心要提高修理技术，让机器不再卡纸，不再浪费。后来华哥还私信要了这所小学的地址，给女孩寄了一箱纸。

    去年三月，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塞拉利昂是重灾区。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第一时间派了志愿者团队，邹纬是这个团队里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

    我见到邹纬时是她回国第二天。那时“无国界医生”在西非的团队已经有23名医生被感染，13名不幸去世。邹纬说死亡让疫区的每个人都万分谨慎。在进入隔离区之前，他们必须穿上防护服，带好眼罩、口罩、头罩，任何一寸皮肤都不能暴露在空气里。埃博拉无任何疫苗或治愈方法，它的传播途径主要靠与病人接触，一滴汗都可能传播病毒。

    一个女人，在炎热的非洲，每天跟七窍流血的尸体打交道。我问她靠什么战胜恐惧，她笑了笑，说她是一个工作了近20年的医生，她的上一个支持项目是在阿富汗。

    我想分享的主题是：是什么？讲完了这几个小故事，我想说，公益的意义就是让那些被命运苛待的人，生活会有一些变化；让那些普通人暂时忘掉人性的弱点，抑制住冷酷而心存善念；让那些无论时事波澜和社会演变，都始终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更有信心！

    我庆幸我是名记者，可以记录这些和我有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