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出差，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山区、农村、基层或在采访这些地方的人。我老家在河北农村，对这些地方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但是他们进入公众的视线，往往不是因为正能量的迸发，而是因为问题、苦难，因为走投无路，甚至因为死亡。这样的故事接触得多了，我自己有一种无助感，我想为打动我的人和事做一些什么。

    记录和传播是对于媒体人最基本的职业要求，但这也是一种行动。我能做的就是到达新闻现场，用带有温度的文字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传播下去。

    2014年12月，感染了艾滋病的四川男孩坤坤被所在村村民驱赶，事件曝光之后的第三天我抵达了那个村子，在那里呆了五天。在这五天里孩子家的院子里，经常站满了陌生人，其中有官员、记者、公益人士和附近过来看热闹的村民——男孩是人们议论的中心。但是男孩几乎不和周围的人说话，身处在成人世界的漩涡里。村民们一开始配合某些策划新闻的记者来“驱逐”这个孩子，而当舆论压力指向他们的时候，这些村民又改口指责记者。在村民口中，坤坤从一个被嫌弃的野孩子变成被理解、包容的孩子。

    这件事让我看到很多所谓的公益事件背后的复杂，孩子的眼睛告诉我人性的复杂。

    在类似这样的中国乡村中，还有大批的留守老人的故事，他们得到的社会关注和公益组织救助更远不及儿童。作为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基本被遗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落里，几乎没有人探讨他们的孤独、穷困和尊严的丧失。如今，农村留守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上面事件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当中，我感觉特别压抑，虽然稿件反响很大，但过后我却每每陷入低谷。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发现和记录就是我们的宿命，而记录和传播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或者说可以促成行动来改变社会。只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传播行动中，我相信这能够带来可能、带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