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这几年的思考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媒体是不是等于媒介？一个大的时代，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新和旧之间的转换，更多的是一种大的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所以媒体受制于体制，受制于制度的约束，但是媒介本身，就是跨越于制度、体制的，它带来了很多发展的空间和想象。对于媒体人来讲，现在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做公知、公益、公关，独立创办公司。如果我们还是简单二元划分媒体的概念，实际上对今天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理解就会受到局限。

    其实今天的中国，提出问题，的是好的学者；但是，更好的学者能解决问题；卓越的学者，可能是创造问题的。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在研究新媒体，在研究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媒体赋权。

    在这样的赋权的概念里面，最本质的是对权利本身的认知。多人认为媒体是权力、政府是权力，资本是权力，权力更多是在关系和过程当中实现的，新媒介赋权里面主要是在关系当中、在事件中。传播在今天有了更深的认识，首先是一种分享，一种记录，再有就是一种担当。对我们安平来讲，概括成传播，在传播当中行动，在行动中改变。

    所以新媒体赋权，比如刚刚看到的“影响2014中国公益100人”，大家可以发现它是一个跨界、跨行，是多元主体、互相作用的关系网络。那么在这样的关系网络当中，它生产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已经不简单是社会自上而下的权力，对社会的一种控制，或者对社会运行的一种规律了。更多的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权力，然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权力都交汇在公共政策方面。那么在这方面的改变、政策方面的改变，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变化。

    新媒体赋权不简单是我们从道德、伦理、公益、责任这样的概念上去认知这个社会，更多的新媒体赋权已经影响到我们长久这样的经济学的背景，或者是这样的基础。传统的经济学，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的。但是今天来讲，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当中，作为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讲跨界、跨行能实现新媒体赋权的最根本的理论方面的解释。

    下面我们说一下新媒体赋权跟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最重要的是发生了赋权机制的变化。长久以来，我们这样的赋权机制都是从组织赋权开始的，但是今天来讲，首先是自我赋权，然后你可能获得一个群体的赋权，最终获得社会的赋权，然后又能够回归到组织赋权，达成社会的变化。在权力概念上来讲，我们不要简单地把社会的地位、你所拥有的资本，或者你所占有的东西看成一种权力的来源，更重要的权力的来源是在多元一直交往过程中产生的。

    权力让我们思考知识是什么？我们长久以来认为知识就是知识，其实知识本身拥有三种特质。第一是倾听的能力，第二是做事的能力，第三是处事的能力。对学者也好，对行动者也好，其实在这三个方面，知识能够赋予我们更多的行动的可能性。

    对于媒体人，我感觉自己是在一个生逢其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媒体人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新媒体赋权的带领下，首先如何能够满足社会更多的好奇心，当然这里面，大家能够共同产生好奇心的东西，一定是向上向善的东西。这个社会不缺乏别的，最缺乏的还是方向感，还是缺乏一种引领的东西。

    如何在我们传媒报道当中，更多找到社会引领的方向的东西呢？我想对我们的思想意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首先是一个冲击或者是一种改变，更强调价值观，更加强调我们共同的兴趣，而不简单是阶级。在传统社会人微言轻，但是在今天，在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人微不再言轻。我们可以是利他的、公益的、责任的、担当的。

    最后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对公益人提的，也是对我们媒体人提的，也是对我们文字工作者提的。这是我特别兴奋的问题，我们太多的学者、太多的文字人，总是在象征符号世界当中进化，我们也希望真实的世界在象征世界中进化。但是实际上我想，我的答案很明确，实际上不单是在象征世界中改变，更多的是在行动当中的改变。事实繁杂，法无定法，但是新即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