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人一说起慈善，往往称中国慈善刚刚起步，需要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而读完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笔者对中国的慈善发展史有了更多了解，原来中国也有深厚的慈善传统和繁荣的历史，只是由于制度路径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割裂，加之今天研究、发掘、传承不够，让我们误以为当代慈善是站在一片历史的荒漠。

    台湾学者治学的严谨和扎实令人肃然起敬，梁其姿的这本著作是建立在查询了中国2600多种地方志、数百种中日文古代现代研究文献基础上精心研究出的成果。通过她的宏观叙述和具体案例、数据、进程的分析，让读者对十七八世纪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有了整体的轮廓把握。本文的上篇指出了中国在慈善历史上早于西方的举措，并介绍了民办官监模式带来的慈善繁荣。作者在本期继续阐述中国慈善传统的后续发展。

    慈善传统优势丧失殆尽

    在近现代西方宗教慈善、慈善革命浪潮面前，中国明清慈善趋于溃败并衰亡。

    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因循守旧，腐败没落，十七世纪后中国渐失文明领先优势，而接受了文艺复兴洗礼后的欧洲，思想文化科技日新月异，公司制及殖民战略，让西方国家开启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进一步衰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瓜分的对象。这时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再回头审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持推倒重来的彻底革命者众，不仅应对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皇权整体进行变革，实行民主宪政，还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革新。而慈善领域，随着基督教等西方宗教进入中国，他们以救济作为进入中国的手段，在华兴办医院、学校、育婴堂、孤老院等，还参与赈灾救灾，1904年完全引入国际红十字运动理念的中国红十字会诞生，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童子军、救世军等西方慈善组织陆续进入中国。尽管清末民初，中国也出现了慈善家南通张骞创办的系列慈善机构、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协助政府救灾的协赈公所、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华慈幼协会等影响较大的慈善组织，也有学习西方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推向国际的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但总体看，在中西公益组织同台竞技的格局中，红十字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因其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治理模式、国际化的背景，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而中国传统的善会善堂及其后续慈善机构，因机制的僵化和资源的缺乏，逐渐走向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慈善更是出现了三十年的断裂和空白。梁其姿在纵览中国明清慈善历史后，得出结论认为：“慈善济贫组织的发展，从明末到清初，虽然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及组织方面的变化，但一直没有将救济问题变为‘经济问题’，慈善组织的重点仍在行善，即以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换言之，慈善组织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之上，而没有转化到经济层面。”因此，“明清慈善组织的历史意义与福利国家的传统毫无关系，而在于调整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的确，中国慈善事业被统治者作为纾解社会焦虑、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工具，因此，就像宗教一样，新中国把它们看作封建社会的“伪善”、是统治阶级麻醉民众的鸦片，应当随着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一起清除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政府既是社会一切资源的拥有着，也是社会一切需求的供给者，政府可以包办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需求，因此，政府计划可以取代慈善。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还一定程度容许慈善团体存在，但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慈善团体、机构完全停办或由国家接办、改组；因此，中国曾经繁荣的慈善事业，在政府无所不能的模式下，除了红十字会被改组外，善堂善会、慈幼院、育婴堂等慈善组织，还有国外教会兴办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全部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吊诡的是，似乎有了无所不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再也不会贫寒饥馑，人民再也不需要慈善机构了，但当1958年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来时，依靠政府单一的粮食物资的供给渠道，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饿死人口最多的大饥荒，给了我们一记大的教训。

    逐渐复兴的中国慈善

    中国慈善现已进入资源丰沛、机构扩张的发展机遇期，汲取本土营养，融汇国际经验，开创具有国际性的中国慈善组织应成为目标。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中国的慈善得到恢复和振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党和政府鼓励公益组织发展，不断放宽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登记成立条件，而且从税收政策上予以激励，带来了又一次中国公益事业的繁荣。

    随着梁其姿的视野，回顾中国明清以来的慈善史，让人深思的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尤其是在我们接受以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过程中，不仅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被我们抛弃了，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慈善组织和慈善文化，也同样被遗弃。本来中国清末慈善组织已经呈现了一些现代组织管理思想的萌芽，但是在近现代国运衰败的世界大视野下，我们引入世界先进的人道、慈善组织形态和理念，却像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抛弃了我们中国曾经的慈善辉煌和传统。

    诚然，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和慈善组织在中西较量中惨遭溃败，直至湮灭，个中缘由除了中国经济实力衰落的根本原因外，中国王权对私有产权的遏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政府一直过于强大，由于封建帝王惧怕民间社会力量强大带来政权的危机，一直采取抑商重农的思想，压制民间士绅和民间资本的强大，压制思想、学术和结社的自由，因此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没有民间资本壮大的空间，也因此没有出现石油大王、钢铁大王等民族资本家，也难以产生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红十字会之父）、卡内基、洛克菲勒这样伟大的慈善家，难以孕育红十字会、救世军、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伟大的公益组织。另一方面，我们在民族危机面前，在急迫引进国外政治、文化、经济模式时，包括慈善模式，缺少对本土中华文明的自信，不分良莠的自残和否定，造成了中华优秀传统的湮灭。

    今天，中国正朝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国盛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我们承认在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中，中国一度落伍于西方，因此近现代史我们一直处于制度、技术、文化输入地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我们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还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因此，打造中国的软实力，我们不仅应有政治、制度、文化的自觉、自信，还应有文明的创造和输出。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组织虽然发展很快，但走出国门的还很少，形成国际性影响的更少，尽管我们政府强推的孔子学院网点遍布世界，但似乎得到国际的认同不够，倒是台湾省的慈济慈善基金会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小岛的佛教慈善组织发展成遍布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其发展模式和路径值得大陆公益组织借鉴。当代世界，政府、经济组织、非营利组织三部门鼎立、协同治理，已成为常态，而非营利组织在全球善治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作为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国，进入世界富豪榜的华人不断增多，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理应当在国际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慈善文化既要汲取世界经验，同时也要发掘传承中华本土慈善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融汇创新，开创世界慈善的中国范本，出现“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伟大慈善机构。

    ■ 刘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