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近代化初期，同乡组织在城市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其载体大多是某某会馆、公所，功能却不只是同乡喝酒联谊或者科举应试。在民国时期，有的同乡组织一度成为具有共益性的城市移民群体自治组织。

    民国时期，上海的广肇公所（广东肇庆同乡组织）和四明公所（宁波同乡组织）是近代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典型同乡组织。由于同乡人士多集中在某几个行业，这些公所又兼具一定行业公会的性质，在20世纪初期，则向现代化市民公益组织靠拢。

    同乡共闯上海滩  

    大凡一个地区的同乡会馆、公所，是该帮人数或势力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才出现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钻友在《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作用》中写道，广东沿海是中国著名的移民地区之一，随着上海等港口开埠，广东乡民也纷纷北上寻找商机。开埠前，潮州帮更为活跃，而开埠后，以买办、船厂技术工人为主的广肇帮成为上海滩新贵，其人数和经济实力当时都足以与浙江人在上海的势力相提并论。广肇公所在同治年间的出现也顺理成章，其倡导者之一便是时任上海县令的香山人叶顾之。

    宁波移民也是上海移民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移民集团，四明公所成立时间更早，是在嘉庆年间。上海大学社科院的李瑊认为，在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社会经济特征、家族为本位、血缘地缘合一的中国社会里，同乡关系常常与家族关系网络相交结，但往往又超越家族关系，重组成一个庞大的利害一致和忠诚不渝的体系。

    维护本帮商业利益是公所的主要职能，但与同业组织不一样的是，它的重点不在于制定行规、统一价格、限制竞争，而是协调同乡商人关系、维护本帮团结，比如调解合资纠纷、劳资纠纷、利益分配等。公所中集中了本帮最重要、有威望的商人，使其可以承担起调解仲裁的作用，也经常作为本帮商人的信誉担保。此外，当同乡受到欺凌，也出面为他们伸张正义，为同乡贫寒子弟办义学，其他公益举措还有广肇医院、广肇山庄（停厝之所）。

    民族思潮中的现代化革新

    随着20世纪初上海的城市化加速和社会、民族思潮涌起，各新式同乡会在团结同乡平民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宁波旅沪同乡会摈弃了传统的老式会馆建筑，而选择了高大的西式建筑；采用民主化主张，公开会议议程，不断厘订章程使组织更加规范；成员不再局限于工商，而是扩及到其他各界；会务活动除传统的慈善、救济事务，还增加了社会教化、社会中介的职能，且服务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宁波一地。

    而与此同时，不少传统会馆和公所在晚清极少活动甚至停止活动，仅操办义冢等，被称为“死人会馆”，“律以现代精神，不足以言团体”。曾经有广泛影响的四明公所和广肇公所逐渐落伍，以广肇帮的经济实力，在公益上的投入只有两所义学和一所医院，为大众不齿。在新式同乡会崛起的情势下，他们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1918年，广肇公所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大改革。改革以设立正副主席（原来不设负责人）、改西席（会馆师爷、握有实权）为书记员、扩大公益投入等为中心。公所内守旧派和改革派的斗争不可谓不激烈，甚至出现大闹公所、匿名恐吓、以洋枪炸弹威胁支持改良者不许出席同乡大会，以致租界巡捕在大会当天严加防范，伺机捣乱者才没能得逞。

    改革派最终胜过了守旧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为同乡平民的服务，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1918年前后，广肇公所平均每9天开一次董事会，处理的议案中社会公益类占到大部分。除了继续办理广肇山庄，以安亡魂，兴学助学，避免同乡子弟失学，对遭受天灾战祸的同乡进行慈善救济也成为其重要职能。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广东沿海每年都饱受台风、海水倒灌侵袭，每当灾害发生，广肇公所总是积极组织救济。

    李瑊在《乡土情结：近代社会的文化资源》一文中表示，乡土观念的日趋理性化使宁波同乡团体在近代社会大动员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它成为孕育爱国情感、传播民族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在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治十三年（1874年）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法租界先后两次以武力侵占四明公所冢地，均遭到旅沪宁波同乡和上海各界的强烈反抗。结果发生流血冲突,经双方交涉，中国偿银三万两，法租界放弃筑路计划，承认四明公所地产的永久所有权。

    从共益到公益慈善

    广肇公所的救济工作，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战后同乡难民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闸北和四川路是广东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战祸又特别严重，许多民宅、商店、厂房被战火夷为废墟，市民沦为难民。广肇公所陆续拨款支持广肇医院、广东医院、虹口时疫医院。“八一三”战后，广肇公所、粤商联合会及广东同乡会三个粤民团体组成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为了筹措经费，广肇公所充分利用了与港粤及各埠团体的传统关系，并向海外华侨求援，其中香港华人赈灾会、香港东华医院、香港米行公义堂、美洲华侨统义捐救国会等纷纷倾囊相助，这些捐款占总委员会捐款额的近一半。

    除了建难民收容所，委员会还采用包租轮船，分批遣送的办法，先后遣送约万余人回乡，包租的轮船，由广肇公所与太古、怡和轮船公司有交情的董事出面商定。

    宋钻友表示，同乡组织通过大同乡关系，把一些与传统血缘宗亲社会割断了联系的乡民，重新组织了起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公所是移民个体的一种支援系统，它使个体始终置身于群体的关怀之下。上海的一切近代文明都是移民创造的，因此，公所团结全体同乡，加强自治，使一个无序状态的移民群体转为具有高度自治精神的移民群体，无疑是广肇公所对上海城市近代化的一种贡献，值得给予高度评价。

    ■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