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女孩儿苏明娟，就是那位感动了无数人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如今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她的照片和希望工程成为一代人对公益最初的理解和记忆。10月28日，临近希望工程25周年之际，她的母校收到的李克强总理的回信。

    信中写道：“我清晰记得，当年来这里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时，正是冬末初春时节，不曾想到，希望工程第一粒种子在大别山深处的冻土里，破土成长为今天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么多年，你们锲而不舍践行一个朴素理想：让每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这也是政府的职责所系，我们的努力殊途同归。贫穷固然可怕，但失去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更加可怕；消除贫困或难短时兑现，可创造公平必须刻不容缓。让我们共同持续不断努力，为天下所有贫困孩子的幸福人生创造美好的希望！——李克强。”

    25年间，国人的慈善意识伴随着希望工程逐渐成长，带着累计募款100.72亿元，为农村贫困地区援建了18396所希望小学，资助贫困生490多万人的成绩，希望工程步入了下一个阶段，面临新的转折、崭新的起点。

    它在当初是如何诞生，前行中预期是否达成，使命结束了吗？2015年，希望工程再出发，仍将希望送给最需要的地方。

    “

    回顾希望工程25年，我曾经用‘一骑绝尘’来形容它。在一段时期之内并没有其他公益项目超过它，应该说‘希望工程’在前行的25年中，为政府做了很好的补充。我们20多年一直怀揣的一个朴素的梦想，让每一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

    ——涂猛

    ”

    一次考察诞生“希望”

    1986年，共青团中央派人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为期2个月的调查，结果发现：柳州地区下辖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在1949年解放后距当时37年间再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辍学率达到90%以上。

    紧接着，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召开，会议通过了体制改革决议，决定成立共青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当年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筹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并将慈善公益定义为基金会的发展标签。

    当时做什么类型的公益项目成为中国青基会首要解决的问题，而早在1986年广西柳州地区的那次调研为这一问题找到了工作方向。

    徐永光是当年参与调查的队员之一，他在1988年被委任为中国青基会首任秘书长。那次考察后，柳州地区金秀瑶族大山里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始终在徐永光脑海中闪现，最终徐永光和他的团队们商议后，一个寄托未来无限美好的名字跃然而出——“希望工程”。

    “撤点并校”风波

    1989年，“希望工程”成为中国青基会的公益品牌项目后，建设希望小学和资助贫困学生就被确立为了项目实施目标，而后，一张由《中国青年报》记者谢海龙拍摄的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渴望求学的照片更是将“希望工程”的品牌深入人心。

    使得更多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市民，从花甲之年的老人到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希望工程的捐赠者。那时的“希望工程”更像是一匹带着善念的马儿奔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但在当时，公益项目在国内算得上是新鲜事物，基本处于零状态，发展更没有现成套路可以借鉴。“希望工程”的行进过程并不平坦。

    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正式开始推行一场对全国农村学校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撤销后这些学生将集中到少部分条件更好的城镇学校就读，而“希望工程”投建的希望小学也遭受波及。

    有统计数据表明，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成为农村家庭的额外开支。

    当时有专家指出，学校撤并的确提高了校舍单位面积、办学资金的利用率，降低了当地政府用于办学的成本，但学校撤并把部分政府的经济成本转嫁为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

    “当时，我们都不忍心再下到村里去建设学校了，就怕建起来，被撤点并校给撤掉了，国家大政策是为了集中教育资源，但在有些地方就变成了‘一刀切’，只要是村小都撤掉，在县城形成了超级大班，这样希望学校在当地不但带不来希望，还造成建设损失。”涂猛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工程”使命结束了吗？

    “希望工程”伴随着国家政策而出，在行进过程中也时刻影响着政策，适时地推动政策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有时也意味着公益项目的转型升级。

    2001年，为了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的客观要求，我国政府开始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就学实施一项名为“两免一补”的资助政策。

    主要内容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提供学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2005年是该政策实施的第5个年头，“两免一补”政策在农村地区全面实施，并逐步向城市扩展，2007年以后，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享受到了“两免一补”政策。

    还有一项也是被涂猛认为影响到了政策改变。

    2011年11月，一项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不良状况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正式实施，这项计划覆盖了680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2300万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中央财政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3元、全年600元，全年总计支出160亿元。

    但中国青基会伙伴三部的古岚团队调查发现，孩子们每天补贴3元按标配吃上了鸡蛋、面包和牛奶，但每天都吃同样的食物，孩子们有些吃不消。

    而另一份调查似乎也印证着古岚的想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发布的《2010农村学校供餐与学生营养评估报告》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的学生上课期间有饥饿感。

    早在2009年开始，古岚就冒出为希望学校自建希望厨房和种植美味菜园的想法，并开始着手实施，让孩子们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涂猛称，“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配比相应资金陆续投入到希望厨房建设中，，很快国家层面也要开始着手投入了”。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希望工程”实施开始，教育扶贫就一直是其主战场，建希望校舍、助贫困学生从未间断，这种长期的坚持换来了国家政策的关注，但每一次的政策关注都可能让“希望工程”面临着转场，而以建设希望学校和救助贫困学生为宗旨的“希望工程”这样的转场是否意味着希望工程的使命结束？

    “我不认为这个使命已经完成，在慈善救助过程中，政府肯定是主力，民间机构是要干好补充的角色，这两者分工明细，并不会有冲突，我们不期待公益组织关注的所有项目政府都会关注或者接盘，但政府一旦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补位，政策到位后公益机构也会适时对项目进行调整，延伸出新项目进行政策补充。”涂猛说。

    25年后再出发

    “希望工程”这一公益项目走过25年，站在新起点上，必然有着新计划，这些新计划带领着新产品，朝着公益方向继续前行，而这些新计划也同样关注着政策性的缺位。

    2001国家施行撤点并校政策后，政策性滞后的矛盾凸显，而在不久之后有所收紧，并不允许搞一刀切式的撤点并校。

    “这应该说是青基会的一个新机会，又一次转型升级。”涂猛说。按照涂猛的想法，下一步，中国青基会准备推出“微校计划”，走“点包村”的教育扶贫模式”。

    “‘微校计划’已经准备了好几年，现在是正式推出的时候。原先都是选择一些村级小学进行希望小学建设，现在要将目标下移更加深入，选择村级以下的那些教学点、教学屯来投入建设，这里承载着更多基础教育的希望。”涂猛说。

    为了配合“微校计划”，现代互联网技术也被很好地应用到了新产品的开发上来，“希望工程同e课堂”将选择在农村建立网校，将县城里甚至是市里的优秀教育资源通过远程方式输送到村小和教学点，让这些地方的孩子和老师都能享受到同一的教学资源。

    同时，中国青基会历史上最大一笔原始基金，旨在激励青少年用科技创造希望的“小平基金”也正式落户中国青基会。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题名，并两次向“希望工程”捐款。2014年，邓小平同志将以140余万元稿费成立的“小平基金”落户中国青基会。

    2015年，中国青基会拟将“小平基金”本金扩充至2亿元，即在140余万元的基础上，中国青基会注入1.1亿元非限定性净资产，同时向社会募集9000万元，构成2亿元的种子基金。种子基金的收益部分和社会后续捐赠资金，将根据小平同志的遗嘱，用于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活动。

    ■ 本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