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下午，传奇的英国动物行为学家珍·古道尔博士(Jane Goodall)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2014中国行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讲毕，台下掌声雷动。

    组委会贴心地在合影阶段为这位80岁的老人送来一份生日惊喜，大屏幕上播放了钢琴家郎朗特地录制的视频祝福。细心的人都观察到了这样一个小花絮——古道尔博士并不知道这位亚洲面孔是何许人，她侧头向身旁刚表演完京剧美猴王片段的一位演员进行询问。显然，身边这位只认识了几分钟的“猴王”与她更攀谈得来。

    毕竟，古道尔博士，这位过去只在课本上出现过的人物，她长达38年的野外生涯都与灵长类动物相依为伴。

    改写人类定义

    古道尔博士最为知名的是她对黑猩猩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她开始在东非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对当地的黑猩猩族群进行研究，发现了众多此前科学界忽视了的重要细节。

    她第一个发现，“并不只有人类拥有性格、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比如喜悦和悲伤的表情”。她观察到黑猩猩间存在许多人类化的动作，比如拥抱、接吻、互相拍背和抓痒，并坚持认为这些动作是“黑猩猩家庭和族群成员间存在亲密的、支持性的亲情纽带，并能在它们长达50余年的寿命期间一直延续”。这是科学界第一次提出，人类与黑猩猩的相似性并不仅仅存在于基因层面，更体现在情绪、智力、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方面。

    当然，古道尔最重要的成果，是颠覆了科学界两项长久以来的观点——只有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黑猩猩是素食动物。在上世纪60年代，古道尔就发现，野外生活的大猩猩会将植物茎秆伸进蚁穴探测，它们还会把树叶从树枝上剥下来，然后用树枝伸入水里捞食物。对此革命性的发现，古道尔的导师路易斯·利基博士(Louis Leakey)曾写道：“我们要么必须重新定义人类，要么必须重新定义工具，不然，我们只能接受黑猩猩也是人类。”

    由于她的杰出成就，古道尔一生在研究领域获誉无数，她也成为环保领域和人道主义领域的精神领袖。200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命她为联合国和平使者；2004年，她被授予大英帝国女司令勋章。就连迪士尼王国也对她崇拜有加，将她的头像放在迪士尼公园内。

    坚持梦想的典范

    有太多为实现梦想矢志不移的励志故事，每次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但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回首往事，细声细语、娓娓道来，带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女性特有的、充满柔情的坚定。

    1934年，珍·古道尔出生于伦敦。怀着对野生动物世界的向往，她提出了前往非洲的想法。“珍净想一些实现不了的事儿。”古道尔说，那时，所有人都嘲笑她不切实际的想法——毕竟，当时的非洲被称为“黑色大陆”，外界对其知之甚少；毕竟，珍的家庭十分贫穷，甚至都买不起一辆自行车；毕竟，彼时的那个小女孩只有10岁。

    26岁那年，古道尔终于打工攒足旅费来到肯尼亚。她找到了路易斯·利基，向他申请一个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利基惊讶于一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孩能对动物有如此深的认识，同意资助她到坦桑尼亚去观察野生黑猩猩群。那一年是1960年，珍将要做的事情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也没有人敢尝试。

    古道尔说，在当初那些嘲笑的人之外，只有她母亲一人支持她的想法。她母亲曾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实现梦想，你必须努力争取，利用身边的机会，永不放弃。”“这句话，也是我今天最想和你们说的。”古道尔博士这样勉励众多年轻的在场听众。

    理念在世界生根发芽

    古道尔的一生见证了森林的消失、自然环境的破坏、黑猩猩数量的减少。她在书中写道：“我怎么能继续我田园般的生活——继续在森林里采集数据、撰写论文，每年回到斯坦福教书呢？我觉得我不得不为它们做些什么，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来唤起全世界对它们厄运的关注。”

    古道尔所说的这条路就是为宣传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的理念奔走全球。“一年中，我有300天都在旅行，我的家就在飞机上。”她这样开玩笑说。

    1977年以后，古道尔博士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教育。1984年，古道尔成立了动物庇护所和黑猩猩动物园，前者用于收养那些由政府没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后者则主要收留那些遭到非法捕猎的黑猩猩，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类人猿研究基地。1991年，她和一群想要给社区带来改变的坦桑尼亚学生一起创立“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这个项目1994年在北京有了第一个小组，目前，在中国已经建立了600个小组。

    有人曾这样向古道尔博士发问：“您去遍了全世界，不停地目睹大自然的惨痛遭遇，是什么让您保持希望呢？”

    在这天演讲的末尾，古道尔博士说她找到了答案。如今，全球有15万个“根与芽”的小组在138个国家内为环境保护贡献着力所能及的力量。“答案就是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力量能让世界改变。”这话从80岁高龄的老人口中说出，柔缓却异常清晰。

    ■ 本报记者 高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