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是晚清洋务派创办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对我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鲜为人知的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背景，轮船招商局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颇有成绩。

    捐资办学，培养新式人才

    轮船招商局自创办起就一直积极参与近代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尤其在公益教育事业上的投资最为持久，集中在创建轮船招商局公学、运送幼童赴美留学、资助创设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等等。

    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的兴办得力于“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作为轮船招商局的中坚人物，他坚持“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895年，盛宣怀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向直隶总督禀请具奏。同年10月2日，光绪皇帝硃批同意“创办西学学堂”，命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学堂设置天算、舆地、格致、机器制造、化矿、翻译等学科，办学所需经费均由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承担。

    轮船招商局每年为北洋大学捐款二万两白银。同时，轮船招商局还对学堂人员给予免费乘船的特殊照顾。

    北洋大学创办之后，各地纷纷效仿，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给盛宣怀去信表示也有办学之意。盛宣怀抓住时机，禀明刘坤一准备筹建南洋公学。不久后，盛宣怀便“捐资于上海徐家汇购买基地，作为公学校址，此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原址”。同北洋大学一样，该校办学经费亦主要由轮船招商局提供。

    南洋公学设立之初，即以文科为主，兼及工科。设立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部正规学制。另外，还设有译书院，专门翻译外国著作；设立东文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南洋公学成为我国兼具师范、小学、中学、大学一套体制完备的综合性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诸多第一：第一所普通公立学校、第一次自编中小学教科书；第一次开设各类培训班……

    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为我国培养了多名新式人才，作为中国近代企业办学的成功案例，体现了轮船招商局“以公共之资谋公共之福利”的公益精神。

    支持航海教育发展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也是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发展初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技术和人才问题。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虽然国内已经兴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培养了少量科技人才，但仍不敷应用。轮船招商局只能暂时聘请洋人：从船主、大副到工程师统统由洋人担任。雇佣洋人的费用成为轮船招商局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洋人到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多是为了发财，工作中经常敷衍塞责，又常给轮船招商局的带来额外损失。

    轮船招商局的管理者认识到要想扭转局势，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因此轮船招商局不得不自开学堂、兴办航海教育。

    南洋公学成立以后，学校里专门设立了高等船政专科。后来，为了大规模培养航海高级人才，盛宣怀又提议在吴淞单独设立商船学校，归南洋公学管辖。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1947年，轮船招商局为上海国立吴淞专科学校设置了轮船招商局航业奖学金，该奖学金含学杂费、宿膳费、制服费、教材费以及仪器费等。

    1918年，轮船招商局又创立了轮船招商局公学，在该学校基础上建立的航海专科学校成了中国近代航运技术人才的培训基地之一。据记载，“轮船招商局公学由招商总局员司拨红股四千股，计本银四十万两，又积余红股四千股，计本银四十万元，作为基金。所有此项红股利息收入，即捐充学校经费及其它公益之用，另立公益记户，以记此项收支”。同时规定：凡本局同人之子孙均可照章入校肄业，不收学费住宿费，以示优待。有评论称：轮船招商局公学创办的最初动因是为避免公积红利派分不当引起同人纠纷，但学校成立后毕业的学生不单服务于企业自身，也面向社会，为国家培养了人才。

    轮船招商局在创建上述学校及后来为资助学生出国留学和创建其他实业学堂，均拨出了大量资金。据统计：从1896到1906年，仅仅十余年，轮船招商局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正式捐资达70万两，还不包括为教育部门所捐助的临时性款项。

    参与社会赈济

    晚清时期，中国备受列强欺辱，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整合统筹能力下降，对于各项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政府早已丧失了投入巨额资金的能力，公共事务越来越依赖工商界人士的参与。

    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常参与社会赈济。轮船招商局参与赈灾始于1876年的“丁戊奇荒”。这次灾害持续四年，灾情遍及山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式，轮船招商局创办人之一李鸿章带领轮船招商局立即投入赈灾，紧急往灾区运送赈粮，“轮船招商局道员朱其昂等筹垫银两，派员分赴江北、苏常、镇江、上海等处赶紧采购”。而当时又逢运输线“客源正涌”，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不敷征调，又另雇外国轮船“协运”，轮船招商局为此付出了高昂运费。

    此后，轮船招商局参与赈灾成为经常性的事务，在每次的赈灾过程中，赈粮运输都是其主要任务。据统计，从1887年到1893年，赈粮运输总数达到100万石。轮船招商局承运赈粮采取的是包购包运的方式，经常垫付粮款，例如1898年淮徐等地受灾，谕旨饬令“先行筹垫银三五十万，归入各赈散放”。

    财政日益枯竭的清政府对轮船招商局特别“重视”，常将其作为救命稻草，强制要求其不断为社会和朝廷“报效”。因此除了赈灾外，轮船招商局还会被要求各种捐款。据记载，1894年，慈禧太后万寿庆典，轮船招商局报效银两5.52万两；1895年，为弥补甲午战费，户部挪用了轮船招商局41.1万两；自1904年后，轮船招商局每年都要报效商部经费5千两……

    勇于任事的管理者

    上述可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轮船招商局肩负了众多社会责任。究其原因，根本为轮船招商局拥有一批勇于任事、乐于承担责任的管理者。

    “积善行德”是中国传统商人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观，是中国社会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阶层人士共同认同并具有重要地位的观念。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者和管理者们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几进轮船招商局的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坚持宣扬“努力从公、一心向善”“救人自救”“害人自害”的思想言论，将行善积德作为商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他坚信因果报应，据载早在1876年江南旱灾发生时，郑观应的父亲文瑞“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从这次受父命赈济江南旱灾开始，到1878年与盛宣怀携手筹办直隶水灾，郑观应逐渐熟悉并经常参与社会活动，成为上海振务活动中较有分量的一个人。

    轮船招商局的中坚人物盛宣怀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热心公益的家庭之中，1869年，时年26岁的盛宣怀在读书之余，就协助父亲在家乡设立义庄、办义私塾等事。立世后，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参与创建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同时亲历亲行跑到乡下赈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同时，轮船招商局的其他负责人，如李鸿章、唐廷枢、朱其昂等人，也都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引领轮船招商局回馈社会。

    部分资料据《近代中国慈善论稿》

    ■ 本报记者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