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萨鲁拜·萨尔韦(Sarubai Salve)在她的村子里走过，身后就会招引来一群追随者。

    萨尔韦戴副金丝边的风镜，长发中已经出现缕缕银丝，身形瘦削，神情淡漠甚至有些冷酷。大多数日子里，早9点和晚6点，萨尔韦都会走上贾瓦尔克(Jawalke)的街头巷尾去巡诊，随身带着血压计、听诊器、婴儿秤和一个薄薄的记录本。芭拜·萨特(BabaiSathe)常与她同行，萨特则身材丰满，精力充沛。

    她们两人共同负责维持贾瓦尔克村的卫生状况——接生孩子并复诊、看病、量血压、为康复的麻风病患者复查等等。这天，她们探访的第一个病人是拉妮·卡利(Rani Kale)。卡利怀孕了。假使她是贾瓦尔克村村民的话，萨尔韦早该为她做过多次检查，并且会叫她去医院做超声波扫描。但是卡利所在的村子离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她来这里是为了回娘家生产，此前没有做过任何产前护理。萨尔韦给她做了检查，并建议她去做超声波扫描。

    萨尔韦从1984年就开始在村子里巡诊。她已经接生了几百个宝宝，从来没有一个妈妈或者宝宝在她手下出事。以前经常有小孩死亡，怀孕的妇女生产前后经常丧命，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疟疾和痢疾肆虐，孩子们都没有接种疫苗，麻风病和肺结核十分常见。因为有了萨尔韦和萨特，贾瓦尔克村变得与众不同。

    农村全面健康计划

    缺少医生的现象在穷困国家普遍存在，令世人痛心。尤其是在加纳、马拉维和印度等说英语的国家，医生们常常为了摆脱恶劣的国内工作环境以及追求高薪的工作机会而远赴国外。这就导致穷困国家实际上是在为英美发达国家供给医资。马拉维出国工作的护士数量甚至已经超过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人数。

    而且，即使医生和护士不移民，也会聚集在城市里，贫困地区仍旧缺医少药。此外，即便是那些确确实实给村民看病的医生，也很少花时间教给他们有关营养学、母乳喂养、卫生学或者诸如口服补液等家庭医疗卫生知识。他们不会去帮助村民获取干净的生活用水、建立卫生系统或者改进耕作方式——而这些都是铲除疾病根源的根本方法；他们也不会去破除那些陷人于病痛的迷信说法；他们更不会为妇女和低等级的人民受到的歧视而抗争，而这些歧视正毒害着人们的健康。

    “有些医生推广医疗事业是因为钱。”拉杰·阿罗勒(Raj Arole)说道，“而我们推广的是健康的理念。”

    阿罗勒自己就是个医生，他与妻子玛贝尔（MabelleArole，1999年去世）共同创立了贾姆科德计划（即CRHP），萨尔韦和萨特就是此计划的受训者。阿罗勒夫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印度非常著名的医学院，本来可以去法国或者德国赚大钱，但他们却有着不同的抱负：在最最穷困的人群中推进健康事业。

    1970年，阿罗勒夫妇在贾姆科德创立了“农村全面健康计划”。他们选取此地是因为这里是全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阿罗勒夫妇在一个废弃的兽医诊所里开了一家小医院。除了诊病，医院的创立也为计划赢得了可信性以及政府的支持，随之带来的还有那些交得起钱的病人所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与其他捐赠一起，共同构成贾姆科德每年50万美元的农村工作款项，至今亦然。

    从改变自己开始

    当萨尔韦和萨特开始在贾瓦尔克工作时，她们一无所有。作为“贱民”，她们被视为非人，高等级人家的食物若是沾了一下她们纱丽的衣角，都会立刻被扔掉。她们在村中赤脚行走，因为“贱民”妇女是不允许穿鞋的。萨特仍然记得自己在当地的水泵前站了好几个小时，等着哪个高等级种姓的女士能可怜可怜她，帮她把水桶装上水——因为她是不允许碰水泵的。萨尔韦穷困到只能用泥浆洗头，只有一件纱丽可以穿，如果她把衣服洗了，就只能待在河里，一直等到衣服晾干。

    当阿罗勒夫妇把工作扩展到贾姆科德以外百来个村子里去的时候，他们鼓励各村选取低等级种姓的妇女来参加。受过教育的妇女很可能来自于高等级种姓，她可能不愿意为这些穷人工作。而与穷人一致的感情出发点、对穷人生活状况的了解以及工作的意愿比技术和名望更加重要。

    开始培训的时候，许多医疗工作者都是彻头彻尾的文盲。萨特从没上过一天学，萨尔韦也只读完四年级；萨特10岁就嫁了人，萨尔韦是两岁半。所有的工作者都是13岁前结的婚，其中许多已经被丈夫抛弃。其他妇女则会谈起残暴的殴打。一个姑娘在给丈夫生下一个女儿后，女儿被扔入井底。她的父母却不让她回家，他们说：“他怎么对你你都得忍受，这就是印度文化。”

    医疗工作者的头一项任务就是改变自己。最开始，如果问她们的名字，她们只会答出自己所在村庄和种姓等级，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她们不看你的眼睛，也不跟你说话。是培训增长了她们的自信。而传授技术性知识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花费在为她们增强自信上的时间。每周二，妇女们都会回来待两天，讨论各自村子里的问题，复习前一个星期学习的内容，再学习一个新科目。

    医疗工作者们并没有马上成为村子里的权威人士。想要获得村民的认同，常常需要花上数月甚至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得借助多次成功病例的影响力，比如为高级种姓的妇女接生抑或治愈儿童的高烧。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流动团队在支持着妇女们，队员中包括护士、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有时还会有医生。这群人在刚开始时每周都会到各村去巡访，后来就来得越来越少了。流动团队负责诊治最棘手的病例，同时为医疗工作者赢得威信。

    对抗歧视与迷信

    这项计划已经在300多个村庄里培养了医疗工作者。儿童痢疾、肺炎、新生儿死亡、疟疾等传统疾病大大减少甚至几乎绝迹，疫苗接种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印度儿童中几乎有一半都营养不良，而在这里却不多见。尤其，几乎所有的妇女生孩子时都有医疗工作者照看。

    发生改变的还不止医疗卫生方面。在一个曾经几乎不见一木的村子里，村民们现在都参与植树，已经种下上百万棵树木。贾姆科德计划覆盖到的所有村子里都有洁净的水源，许多村子还用管道把水输送到每户人家后院的水泵。有些村里已经积极推行了抽水马桶。

    最难征服的领域恐怕要数人们的头脑了，这里曾经充斥着迷信思想。对贾姆科德地区的村民来说，疾病源于神灵。当一名产妇因剪脐带的器具不洁染上破伤风而死，没有人会照看她的孩子。人们说妈妈会变作鬼魂，把孩子带走。基本的营养知识也被迷信笼罩：孕妇不能吃太多；孩子出生几天以后，妈妈才能开始喂奶；得了肺结核、麻风等疾病的人，由于深知会遭邻人避讳，都不敢公开看病。但现在，萨尔韦和萨特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使得健康不再神秘。

    对“贱民”的歧视是万恶之源，它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疏忽和疾病。然而贾姆科德却对这种歧视进行了回击——常常还带着点恶作剧的心理。上世纪70年代的饥荒中，贾姆科德得到一笔挖井的资金，那些被迫住到村子外围去的“贱民”乞求阿罗勒给每个村子打两口井——高级种姓的妇女一口，“贱民”居住区里一口，这样“贱民”们就能使用水泵了。

    阿罗勒不想继续滋长种姓歧视。于是他找来一个美国地质学家，让他负责选取最佳打井地点。依照阿罗勒的“建议”，所有的水井都在贱民区。“贱民”能在自家门前打水了。那些高种姓妇女也只好背弃传统——水源还是比种姓重要。在50个村子打过井之后，人们开始纳闷，为什么我们只在‘贱民区’找到水源，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最终，萨鲁拜·萨尔韦和芭拜·萨特给这个村子的卫生情况带来的最大改善并不在于给居所装马桶、给孩子打疫苗、在后院装水泵、在家里辟菜园抑或其他看得见的实事，而在于教会了贾瓦尔克的女人们生活的真谛。如今她们都对新生活孜孜以求。当卡利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有三个女人聚集在她家周围，三个怀孕的年轻妇女，在等着萨尔韦给她们做检查。

    为了尊严而奉献

    如今，由于接受了贾姆科德的培训，再加上小笔商业资助，农村医疗工作者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穷了。比如说萨尔韦，就进入了村里较富裕妇女的行列。她买镯子和耳环，有两座房子、一间磨坊，收集了15件令她骄傲的纱丽，还有一辆用来出租的吉普车。医疗工作者越富裕，在村里享有的威信也就越高。

    然而实际情况还不止于此。也许贾姆科德真正的秘密在于，它为什么能激励这些穷困潦倒、身负重担的女人，让她们每天拿出许多时间来工作，而除了偶尔有些病人为表谢意送个木瓜，她们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必定是有些东西在激励着她们，因为大多数的贾姆科德医疗工作者都为之奉献终身，很少有人中途放弃。

    妇女们说，真正的受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我也没受过教育、没有钱。”萨特说，“当时我就像块没生命的石头，来到这里以后，他们重新塑造了我，教会了我生活，我获得了勇气与胆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芭拜·萨特，一介“贱民”，还当选为贾瓦尔克村的长老，也就是村长。

    （据《国家地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