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3月,西非再次爆发埃博拉病毒,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今年5月塞拉利昂确诊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之后,该国已有3762人感染,其中1057人死亡,786人康复,其余的人仍在治疗过程中。在西非国家,埃博拉病毒感染总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致死总人数将近5000人。 这绝不是埃博拉病毒的首次面世,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曾两度与该病毒交手。埃博拉肆虐期间,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赶赴西非,监控病者接触过的人群、做传染病研究、宣传防病知识、安慰病人和家属、隔离、治疗、运营救护车、对病者房屋进行消毒、埋葬死者等。 无国界医生组织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的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该组织的资金主要由私人捐助。他们的工作目标是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医疗援助的人,他们提供迅速而有效的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不受种族、宗教及政治等因素所影响。 无国界医生组织每年需用2亿美元营运经费,大部分经费由大约200万个热心人士捐赠。财政上的独立,确保了该组织在道德及运作上的独立及自主性。其余的经费来自国际组织,如欧共体、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及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政府。 邹纬,作为无国界医生此次对抗埃博拉援助队伍中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志愿者医生,向《公益时报》记者讲述了那段日子中不为人知的苦辣辛酸。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邹纬/口述 “事实就是这样:埃博拉让西非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迅速陷入了恐慌的氛围。在偏远乡村的集市上,MSF的车辆不再那么受欢迎,甚至有人指着我们说:那是埃博拉车。” ——邹纬 改不了的风俗 来塞拉利昂之前,我在阿富汗。 那是2012年10月,我开始了在“无国界医生”(以下称MSF)的第一个服务项目。抵达前我接受培训,被告知绝不允许使用摄影和录像设备,一是信仰的原因,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女人不能随便拍照;二是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甚至不能单独外出,外出时必须乘坐带有明显标识的MSF的车辆。 整个项目几乎是封闭的性质,在我来之前,曾有炸弹在医院里卫生间爆炸,导致医院一度停开8个月。 我是儿科医生,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了18年。来阿富汗之前我很难想象,困扰这里儿童的最常见疾病竟然是营养不良。 许多新生儿体重过低,有一个产妇生了三胞胎,其中两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最小的一个在病房住了33天,体重长到1.2公斤。还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养了26天,每天靠趴在妈妈身上维持体温(医院恒温箱数量少),他妈妈除了吃饭上厕所,一直抱着他,他在体重涨到2.2公斤时出院。 当地护士告诉我,营养不良的患儿也不是每年都一样多。要是罂粟的收成好,病人就会少一些。而我在的这一年,刚好政府之前摧毁了一些罂粟田,所以病人数量特别多。 塔利班、毒品种植、缺医少药,这些预料之内的状况都没有给我带来冲击,但“拒绝母乳喂养”的风俗却让我深陷无力感。 项目所在地的人们认为产妇生完孩子40天以内的母乳是不干净的,他们习惯喂给新生儿绿茶和糖水。我接收过一对双胞胎早产儿的急诊,体重低、血糖低,严重营养不良。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体重有增长,体温稳定就出院了,可出院不到一个礼拜又回来,因为回到家里以后,产妇还是不喂孩子母乳,只喂绿茶和糖水。我很难过,最后这两个孩子死在了我们病房。 阿富汗项目结束后,我休整了一段时间,2013年10月,来到塞拉利昂的一个常规项目点,工作到今年7月。其实早在今年3月,埃博拉在西非被发现时,我就想到疫区去,但医院的院长不放人。所以项目期结束后,我回国呆了三个星期,当MSF香港办公室的人力资源部门发给我OFFER(到疫区工作的邀请)时,我马上就答应了,又飞回塞拉利昂。 不能火化的尸体 我接触的第一个埃博拉病人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在MSF的临时隔离帐篷里。他的症状是不停地呕吐和腹泻,我试着给他静脉补液,但效果并不理想。没有流血的症状,他很快就去世了。在我接触过的埃博拉死亡病例里,大约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没有七窍流血。 男孩的尸体在殓房停了三天。因为尸体处理好以后,要等政府医院或红十字会的车子拉走,到远离村庄的地方统一埋葬。但车子有限,不是每天都能到达我们项目点。 在疫情蔓延的疫区,收尸是一份复杂又令人心碎的差事。项目点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尸体收集:穿着防护服把尸体放进双层的收尸袋,用0.5%的氯溶液喷洒消毒病人接触过的一切东西,包括桌子、椅子,甚至墙面,私人物品和无法消毒的直接烧毁。 病毒感染者的遗体也会传染病毒,所以在感染人数众多的利比里亚,对遗体的处理方式是实施安全的火化。但塞拉利昂是穆斯林国家,超过60%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即便是靠行政手段,火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许多家属要求取回自己亲人的尸体,当然,无论他们如何哀求,都不会获得许可。通常,我们会花上几个钟头向家属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下转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