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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银幸”,那么胡溪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西南交通大学、研一、中文系。从上大学起,她就产生了为老人写回忆录的想法,并在一年后付诸实践:成立学生社团,帮学校的离退休老人提供人生旅迹采访和撰写服务。2013年,社团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四川省外,成员在学校科技园注册了“成都银幸文化传播工作室”,胡溪任法人。 虽然是工商注册,但“所有收益都用在了老人身上,还有倒贴”的行为,让同学们都误以为“银幸”是个公益组织。其实,胡溪想打造的是一家专业为老年人提供旅迹(人生回忆录,用文字、图片记录过往的点滴)采访、撰写服务的文化创意企业。 迄今为止,“银幸”接到过的最大一笔订单来自企业家陈光标:胡溪在参加一个创业比赛时,得到评委陈光标的认可,邀请她为自己的父母写一份回忆录,并支持了她10万元创业基金。 2014年10月25日,友成创业咖啡全国高校论坛在北京举行,“银幸”作为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获得了来自友成基金会的5万元奖励资金。 留下念想 胡溪是东北女孩,从小和爷爷奶奶最亲,就在她本想“有很长时间可以撒娇、尽孝、听他们唠叨”的时候,二老却都毫无征兆地去世了。“爷爷奶奶身体特别好,都是突然走的,没留下什么话,想他们的时候只能看看照片。” 上大学念中文,让胡溪变得更加细腻,在异乡时常涌起儿时的许多记忆,早已不是当年的视角跟感触。胡溪说:小时候家隔壁住个老奶奶,一个人,脾气特别不好。天天拿着水盆往楼下泼水,有时候泼着行人,就跟人家吵架对骂。那时候我上小学,碰着她总躲着走,她有时候想拉住我说话,我害怕就跑,以为她是精神病。后来听说老奶奶死了,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好几天,她把自己洗干净换了衣服躺在床上,还自己蒙了白布。 “我现在常想她往楼下泼水跟别人吵架,是不是一种发泄孤单的方式?现在有老人找我聊天,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拒绝。”胡溪开始渐渐明白:并不是所有老人都有儿女陪伴,颐养天年的老人去世了也会留下遗憾。 社团成立之前,胡溪总是一个人去学校附近的养老院。“也不干什么,就是陪他们聊天,慢慢会有朋友跟我一起去,成员固定的时候大家还给小团队起名叫‘丁老头’。”聊着聊着,胡溪发现老人们都很有故事,记录下他们的一生既能让老人有值得回味的东西,也能给子女留下念想。 胡溪做的第一本回忆录是为学校退休教授杨华琨。“前后去了杨老家七八次,先熟悉然后列大纲,再一次一次聊、整理录音、成稿、配照片、让杨老审、校对,最后联系印刷社制作成品。”胡溪说,虽然第一次没有经验,做完后身心俱疲,但收到杨老的回信,瞬间感觉一切都值得。 杨华琨写道:捧着你们给我做的旅迹,满是感动和欣慰。我去北京参加毕业60年同学会的时候,把这本书带在身边,跟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一起回忆我们年轻时走过的岁月,跟他们分享我现在的生活。我的后代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我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从中吸取经验,懂得生活,这也是我能给他们留下的另一笔财富吧。 “银幸”带来的感动 2013年6月,胡溪参加的一档叫《梦想直达》的电视节目播出后,“银幸”的影响力开始不断扩大。一位久居美国的福建籍李奶奶写信给她:“我已经是这把年纪,早就想着写些文字,但力不从心。现在有了你们,就可以帮我实现这个愿望了。”原来李奶奶早有写回忆录的想法,但自己年轻时的日记在辗转搬家时弄丢,写字又体力不支,就迟迟没有动笔。 信写好后,李奶奶只知道胡溪是西南交大的学生,却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就把信件又誊抄了两份,分别寄到了学校的三个校区。又特意在信里写到:无论是谁看到这封信,都请帮忙联系胡溪和她的同学。 “三封信都到我手上的时候,心里特别感动也很酸楚,信封里还有一些零钱,她希望收到信的人,能用这些钱买电话卡给她打电话或者买邮票给她写信。你能感受到老人那种迫切想与人沟通的心情。” 后来胡溪知道,李奶奶虽然在美国,但是住在养老院里,子女收入都不高。老人一生坎坷,近40岁才与生父相认,又因财产的问题与亲人产生争端。她多次告诉胡溪:一定不要为了金钱而伤害亲情。 由于跟李奶奶有12个小时的时差,怕耽误老人休息,胡溪只能在早上六点半跟老人联系。“我是早上六点半,她是晚上六点半。但那会儿寝室的人还没醒,我就捧着电脑到学校湖边。沟通再不方便,我也想把这本回忆录写好,不让李奶奶失望。” 目前,胡溪和她的团队已经为上千位老人提供过服务,制作完成回忆录8本。形成了规范、专业的服务体系:按见面次数和出版字数的不同,将服务分为翠柏、青竹、桑菊、悠然南山等几个不同等级。以桑菊为例,老人将与访谈人员进行9次1~3小时的访谈,最终会获得内文200面以内,约4万字的全彩页旅迹册一部,并附赠光盘。 除此之外,“银幸”还为老人提供回忆录来稿加工服务,来稿由编辑人员通过三次审读加工,整理成结构严谨、文字流畅的稿件。胡溪介绍,团队的成员均是在校学生,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劳动量获得相应报酬。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