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神童到国务总理，从维新变法到抗日救亡，熊希龄无疑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曾评价他：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领衔赈灾

    熊希龄自1916年6月退出政坛以后，试图以“隐居”的方式逃避现实。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倾城泽国，受灾县达103个，灾民超过600万人。彼时，熊希龄“隐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

    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了灾民的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了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同时，他又向政府提出赈灾的建议，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所有饥民。

    他的建议被提交国务会讨论，结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政府方面试图借机逼他重回部门任职，熊希龄也担心自己不出来主赈，政府不做决定，“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遂不得不免为其难”。事实上，自退出政界以后，他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恶的，但为了灾民，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

    赈灾必须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财源枯竭，大总统冯国璋只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而严寒将至，仅取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熊希龄决定广集民间社会资力，以补官款不足。

    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同时，熊希龄还联合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务物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放赈，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办赈机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统筹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对河工的治理，试图根治水患，并开展以工代赈，既救济了灾民，也为受灾地区留下了永久建设。救灾让熊希龄摆脱了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苦闷，开始确立了为慈善事业奋斗的意愿。此后他多次，拯救无数生命。

    1920年秋，北方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发生特大旱灾，灾情较顺直水灾尤甚，饥民达到3000多万。熊希龄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团体共商办法，决定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黎元洪为名誉会长。

    根据他的设想，此次办赈的顺序被分为急赈、冬赈、春赈三个步骤。急赈是先施钱米，以救迫危；冬赈是按旧例将受灾户分为人口大户、小户、极贫、次贫等施舍钱米，令其度过寒冬；春赈是冬天已过，春麦未收，青黄不接时救人救彻底，继续接济。多年的救灾经验，使得熊希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计划和步骤，以后的救灾活动大都能循此而行。

    主持世界红卍字会

    长时间的救灾办赈，使熊希龄感到有必要将全国各地的慈善团体联合起来，以求呼应灵敏。

    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又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军阀混战不停，让他认识到筹组全国性慈善社团联合会的困难，遂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用于对付无休止的天灾人祸。这个机构在直奉大战结束不久后成立，名称为世界红卍字会（卍读“万”）。

    实际上，世界红卍字会根源于道院。道院是一个在济南创立的民间宗教组织，因为“以提倡道德，实行慈善事业为宗旨，特命名为‘道院’”。道院设立后，1924年首次走出国门，在东京成立了道院。到1928年，国内已有200余城市成立道院。世界红卍字会就是道院的一批人与熊希龄等中外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网络，于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1925年，会中人推熊希龄为会长，直到1937年他去世为止，连任三届，历时12年之久。

    在他任职期间，组织救护队奔赴战地，“救济灾民，埋葬遗骸，收容妇孺，成绩甚优”，同时，他还多次亲手草拟函电，劝告交战的各方军阀停战议和。

    在没有灾患的时候，世界红卍字会开设办理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冬季粥厂等等。用意均在辅助政府，救济平民。也正因如此，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同年，国民政府任熊希龄为赈款委员。1931年，熊著《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于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同时，在熊希龄担任会长期间，世界红卍字会除了在北京设立中华总会，还在全国各省、县，甚至日本神户等地区设立分会达150余处。除了国内的救济以外，熊希龄还主持世界红卍字会进行国际救济：1927年日本关西地震，红卍字会筹集善款五千元，交由日本公使馆代汇日本灾区；1928年中俄发生战事，红卍字会联合东北各分会，赴满洲里，救济不分中苏妇孺；1934年日本大阪飓风，红卍字会筹赈万元，派代表携赴日本使馆……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继续开展救济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通令各地红卍字会积极响应政府关于抗美援朝的号召，发动会员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民间的慈善组织失去了活动空间，慈善募捐活动的开展也越来越难。此情形下，1953年2月，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自行解散。

    创建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办慈善教育稍晚于慈善救济，但收养灾区的孩子却是与慈善救济同时起步的。1917年在办理顺直灾赈的过程中，熊希龄了解到各地的灾民因为缺衣少食，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弃置路旁或标价卖出，这让他非常痛心。他说：“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呢？”

    随即，他牵头在北京成立了两所慈幼局，一所专收女孩，一所专收男孩。慈幼局原本规定只开办五个月，然后“将男女婴孩分别招领或遣送”。可到了1918年4月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时，还有两百余人无人认领。如此一来，熊希龄不得不考虑建一所永久性的机构，用于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但由于在北京城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熊希龄只能上呈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把已经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拨出，创建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凡欲入院者，必须“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基于该院性质，熊希龄为其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宗旨，香山慈幼院与任何普通国民学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慈幼院还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办学经费除了财政拨款外，还有中外善士及各机关团体的捐款。

    到了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总院、五个分院，总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养院（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几个分支。为了能够让这些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香山慈幼院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

    熊希龄在办理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曾多次指责当时的教育制度极其不合理，教育为富人所独占，穷人则只能向隅。因此他要求政府当使贫困儿童“同居教育，泯其阶级之分”。因此，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极尽自己的能力，让贫困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教育。香山慈幼院从1919年破土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一直到1949年结束，办了30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据华文出版社《熊希龄传》）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人物档案

    熊希龄曾任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等职。

    在晚年，熊希龄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2年10月，熊希龄宣布捐出全部家产，创办儿童幸福公益事业。根据当时他的全部捐产目录进行统计，他所捐献出来的全部财产总计折合大洋27万，还有白银6万多，这不仅仅在当时，在今天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献出来的人也是很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