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孩子就读的学校接纳智障等残障儿童就读，家长们会同意吗？

    “很多地方都因普通家长的不接纳而无法开展下去。”已经探索特殊儿童随园就读暨“融合教育”多年的北京市海淀区现代艺术幼儿园园长赵琦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表示。

    其实不仅是教育，残障人士在康复、就业等各方面都面临融入社会的问题。中国残联《2010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显示，我国残疾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有三分之二的残疾人还没有真正走出家门，更为严峻的是他们很难公平地得到社会的认可。

    目前，很多社会组织正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专业帮扶和社会理解程度之间的鸿沟依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无奈。

    融合教育 谁能接纳

    2013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京政函办24号文《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小学融合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6月6日，融合教育行动计划启动会在京举行。虽然该行动主要针对中小学阶段，但在《行动计划》中也提到“以幼儿园为依托，建立60个特殊儿童随园就读康复资源中心。每个康复资源中心一般配备专业教师1名，同时可在特殊教育学校开设学前班，确保特殊儿童及家长的教育与指导。

    学前阶段的融合教育，是指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能真正地和其他正常发展的同伴一起接受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融合保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形式，更是对每一个儿童生命的尊重。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著名的《萨拉曼卡宣言》，“融合教育”首次提出并被确立。

    “保障残疾儿童的生存、康复及教育的权利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副主任唐永玲强调。

    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现代艺术幼儿园接受一例被父母抛弃的重度智力落后儿童和一例伴随脑瘫、癫痫和自闭症的多重障碍儿童。

    探索之初的“融合教育”仅仅只是一种安置和接纳，没太多专业性可言，也谈不上真正的“融合”。年轻的老师只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浓浓爱意，融化着家长，改变着孩子。幼儿园的田老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了她带的第一个孩子智智和伴随智智的四年时光。

    那时她刚从学校毕业，自己还是个大孩子，到现代艺术幼儿园的第一个月差不多每天都穿梭于教室、楼梯和浴室——两岁多的智智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自己大小便，每天都会弄脏裤子，洗屎尿裤子就差不多成了她那段时间每天的必须工作。“转眼间，孩子毕业了，毕业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当他捧着鲜花回来感谢老师们的时候，田老师整整哭了一天。”赵琦强调。

    “尽管我国实施随班就读的融合政策已经一二十年，可是学前融合教育仍处于最原始的发展阶段。很多地方都因普通家长的不接纳而无法开展下去。现在随着家长日益增长的学前融合教育需求，凸显出的是严重缺乏的学前融合教育专业力量，推动发展学前融合教育已迫在眉睫。”赵琦表示，融合教育不同于普通的教育模式，是专门针对特殊儿童在常规教育之前进行的过渡性教育，其重要性堪比常规教育。

    “目前能接受我们这样孩子的幼儿园很少，配有专业教师的融合幼儿园就更少了，据我了解很多特殊孩子在接受了融合教育之后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能进入普通的小学，希望社会多关注、了解我们，希望国家今后指导创办更多的融合幼儿园，让更多的特殊孩子有学上。”一位特殊儿童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上学圆梦的机会，自己的孩子也应该有。

    不敢恭维的听障康复理念

    与“融合教育”类似，在听障人士的康复方面，理念的普及与接受同样迫在眉睫。

    “我曾经到过某地区的康复中心参观，那里的康复理念真的不敢恭维。助听器被当作教学模具在使用，参观的人一走，孩子们就被要求摘下助听器，重新使用手语交流，丝毫起不到康复训练的作用。我国在这方面依然存在服务普及率较低、服务体系不完善、服务能力不强、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胡向阳向记者表示。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我国唯一一所国家级听力语言康复机构。据胡向阳介绍，目前我国康复训练机构呈金字塔架构，大部分康复设施完备，康复专业从业人员更多地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江苏省等东部和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机构存在，但是各方面康复条件并不达标，出现人才匮乏的现象。

    据了解，截至2013年底，全国在册的听力语言康复机构数量达到1044个。这一数字与我国庞大的听障人群很难匹配。根据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不同年龄组听力残疾人数达到了2670万，其中0—17岁听力残疾人数为58.08万人，年富力强的18—59岁听力残疾人数为676.51万人，而60岁以上的听力残疾人数则达到了惊人的2045.41万人。

    “60岁以上听障人群的庞大数字，可能由于60年前我国对听障儿童的康复训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社会家庭理解的程度不同造成的。”胡向阳表示。

    胡向阳认为，社会、家庭的康复理念和科学的康复训练理念不匹配的问题，目前依然存在。他指出，在聋儿康复训练中，应是以康复训练中心为实践指导方，真正的实践工作则需要家庭高度配合，聋儿越早参与训练，康复训练效果越好。而很多家长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承认孩子的问题，真正进行康复训练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康复期。

    发展缓慢的就业支持体系

    与教育、康复相比，残障人士的就业更为艰难。

    以心智障碍者为例，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落实给予障碍者平等的权利。但目前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歧视心智障碍者，甚至不支持他们出行，很多心智障碍者及其家长，甚至包括一些服务心智障碍者的组织也并不是非常了解公约涉及的内容。

    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是一家致力于心智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的民办非营利社会组织。

    这一中心原先是北京15位心智障碍者家长为了解决孩子面对的生活与发展困境自发成立的家长组织，2014年初正式注册。目前，中心已初步解决5位心智障碍人士的工作问题，其中两名已成功签约。

    “在全世界，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支持工作最为突出的是欧美，理念和实践活动也是比较超前的，世界很多国家都是模仿。”融爱融乐理事长王晓更表示。

    支持性就业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定义是在就业辅导员的支持下，心智障碍者能够胜任普通工作，与非障碍员工同工同酬一起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就业辅导员作为企业和心智障碍者之间的桥梁，同时对企业与心智障碍者双方做出同等重要的支持。

    “支持性就业的推广将有助于心智障碍者真正地融入社会，将传统上被照顾的对象转换成为独立生活、自我决策、自食其力的人，实现其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让家长摆脱终生照顾孩子所肩负的巨大的精神和体力压力。从经济核算的角度还将大大降低社会成本，支持心智障碍者在开放的场所就业的费用要低于集中庇护性就业和单纯的养护照料费用。”王晓更表示。

    这种新型模式作为全球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的最佳解决方案已在发展中国家广为流行。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均在近20年内成功地引进并推广了支持性就业模式。

    在谈及我国心智障碍者就业支持所面临的困境时，王晓更理事长表示，最主要的是自然支持不充分和专业支持不够。自然支持就是心智障碍群体所处的自然环境，这主要是指社会上见到的自然人，他们认为作为非正常人理应被保护起来，享有正常人没有的“特权”，加之国家会为这些智障群体提供一定的补贴，所以上班大可不必了；而对于专业支持，则是在就业支持的大背景下，作为桥梁的就业辅导员的专业程度和数量远远不够。

    “在募集就业辅导员这件事上，NGO组织也是没有办法。从体系上讲，一个智障人士的就业支持工作后面，需要有一个专业团队在为其服务。这在就业支持工作较发达地区是一个行业的标准。”王晓更认为，就业支持工作需要的是有专业技能的社工，但是这在我国非常少，培训工作才刚刚启动，这导致了就业支持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智协第五届委员会名誉主席马廷慧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残疾人群体是我国人口组成的重要一部分，残疾人的康复、就业、融合教育工作是我国消除障碍、促进融合、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工作方向。现阶段我国的残疾人帮扶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短板也应该正视，在努力扩大覆盖面的同时，也应将更多专业化的培训队伍、教师队伍补充进来，从而实现残疾人帮扶工作的长期有效发展。

    ■ 见习记者 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