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贝瑞（Nancy Barry）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曾经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官员期间，开创了世界银行在中国项目，在担任世界妇女银行主席期间，致力于通过小额信贷、微金融服务等方式，帮助妇女改变生活。

    现在，南茜希望通过与大公司、企业家及商学院合作，发展为低收入人群服务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推行商业扶贫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意味着我们仍然有贫穷，但是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穷。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之一，那就需要我们有不同的一套技能让中国在未来继续地发展。”南茜说道。她认为，这套神奇的技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追求效率、追求经济增长，而是一种借鉴商业和金融的模式去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价值的公益路径。

    “其实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40年的经验，这40年来我一直都在寻求商业企业的一种模式去解决慈善的问题、解决贫困的问题，也跟超过了150家大型银行和企业一起合作，尝试通过企业的手法扶贫。所以现在想把很多体会分享出来。”南茜说。

    《公益时报》：你怎样定义社会企业？

    南茜·贝瑞：要去对社会企业有一个宽泛的理解，而不应该把它规定为一个狭义概念。当你提到一个社会企业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想到一个刚刚创业的小企业，关注的可能是替代性能源、绿色环保产品等等，这是我们通常定式思维对于社会企业的理解。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社会企业的定义已经大大扩展了，我觉得凡是能以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都是社会企业，不论你关注的领域什么，不论你的运营模式是否是商业的。

    《公益时报》：人们在做社会企业时最容易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南茜·贝瑞：一些社会企业总是卡在传统模式和固化思维中出不来，比如有些人会问，我做社会企业是不是应该只专注一个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不能探讨更多商业可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印度的一家做新能源的社会企业，它通过太阳能电池的利用在每个家庭中推广绿色能源的使用。其实它的创始人一开始拿到的贷款是100万美元，但是它的资金却在运作几年之后仍然存在现金流困难，并不是资金匮乏限制了它的发展，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的管理，它只关注单一的一种业务模式，没有去投资多元化项目，所以它没有足够的动能来保证它的社会企业能够可持续性地去扩展。

    很多社会企业并没有真正地把它的产品或理念转换成一种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这里重要的原因并不见得一定是资金的问题，而是缺乏足够的管理知识、分销渠道和商业思维。

    《公益时报》：令你印象深刻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的，能否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

    南茜·贝瑞：比如印度最大的灌溉系统公司JAINS，它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灌溉公司。JAINS的创始人在农村里面长大，他上大学后问他的母亲以后该做什么，他妈妈说没有人照顾印度的农民，也没有人关注节水的问题，你花时间解决这两个问题好不好？他听了母亲的建议开办了JAINS灌溉公司，现在是一个数十亿市值的公司。

    他重新定义了灌溉方式，非常廉价，也更适用于小农户，比如1公顷的地也可以适用的灌溉系统。JAINS除了关注灌溉，业务范围非常广泛，能源、材料，甚至在香蕉、芒果和各种纤维作物行业也做出了重大改善。他的使命和价值观中有一个非常棒的共享价值主张，就是不断地考虑怎么样给小农户增加收益，这个初衷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动摇或放弃。

    《公益时报》：在中国有没有你很欣赏的社会企业呢？

    南茜·贝瑞：在中国，我最喜欢三个社会企业，阿里巴巴、新东方和宜信。大家看到它们是出色的企业，也许看不到它们的社会价值。

    比如阿里巴巴通过淘宝这个平台给超过500万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渠道，让它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去盈利、去生存，现在它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融资、借贷服务，使得这些中小企业能够发展。再比如宜信宜农贷，就是对小微贷款的一种创新模式，并且仍然在探索新方式。

    《公益时报》：你觉得美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和中国有那些差异？

    南茜·贝瑞：美国一直都有税收等政策来鼓励慈善事业发展，但是税收优惠只是一个激励因素，政策只是催化剂，它并不是根基。慈善事业发展的根基是在美国文化当中，分享文化植入了人们的血液。在美国大家都有这种意识，就是我可以让社会更美好。这也是过去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加入到扶贫济困、反对战争、环保教育等慈善活动当中的重要原因。

    像我的父母、祖父母，当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不用去担忧自己生存的时候，他们就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回馈社会。所以我觉得，文化的根基加上物质的基础，才给社会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大环境，也使得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文化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更多企业愿意放弃一些利润去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公益时报》：现在你也在做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在行政成本这方面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南茜·贝瑞：我们在募款时候也会给自己募集一些资本金，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投资，同时要支持我们自己的支出经费和成本。我们是一个资源导向型的组织，捐赠方会给我们提供一部分资金，叫做“你可以支配的钱”，就是他们不会去指挥或干涉我们怎么做。

    有一些捐助人给了钱，他就希望借你的手去做事情，在我们来看，既然我们收了你资助的钱，这个钱就由我们来组织、来管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你这个组织本身要做的事情了。

    在美国有一些基金会或者捐助者，他们给你资金但是并不要求你把这笔钱捐出去，而是把这笔资金专门作为你的行政经费，希望你作为一个稳定的基金发展下去，这笔捐助就是为了保证你的组织发展下去。有了这样一笔钱，那么再去面对资源的时候，你就可以充分自己做决定，而不是完全受到外界的操纵。

    《公益时报》：社会企业也好，非营利组织也好，它最终的影响力和价值体现在哪里？

    南茜·贝瑞：我们需要企业家、实干家共同打造起一个生态系统，影响更多人，让更广大的人群受益，最终推动政策更完善、社会更美好。比如世界妇女银行，之所以它能源源不断地做好社会价值投资或者对社会产生贡献，是因为它建立起了一个针对女性的小额信贷系统，然后营造一个改变现状的议题、一种包容性的金融。现在有2300万的客户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那么这个金融体系就可以反过来影响政策制度。也就是说，通过世界妇女银行构建起的金融体系影响了这么多的妇女、这么广大的人群，社会的金融体系和政策制度不得不思考这股力量。

    我们也动员了70个不同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它们不止是投资具备社会价值的企业，它们也在创造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想中国也很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业，可以是一种模式的，也可以是一种包容性的业务。

    《公益时报》：从你对中国的了解来看，未来社会企业的中坚力量来自哪里？

    南茜·贝瑞：我到了中国之后，看到中国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给世界做出启示，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向世界学习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基金会在努力看世界。我认为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创新和社会年轻人的觉醒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创新和年轻一代将毫无疑问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现在的很多商业计划、社会企业家获得种子基金，我们不妨让这样的基金更多、更开放、更具有全球视野。比如可以邀请一个中国年轻人，再邀请一个来自非洲的年轻人，让这两个人一起来做一个项目，看看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可以互补、可以激发更多灵感。再比如由大学的基金会来支持学生做创业尝试，像哈佛、麻省理工等一直都有大规模的社会价值投资。很多学生有自己的想法，但就是没有机会和资金去真正以企业运作的方式来实践，社会价值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给予一个渠道让年轻人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群年轻的创业者当中，可能只有5%能成为未来一代的马云、俞敏洪，但这就够了。

    人物档案

    南茜·贝瑞（Nancy Barry），1975—1990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官员；1990—2006年担任世界妇女银行主席；2006年创立“企业解决贫困”国际公益组织（ESP—Enterprise Solution to Poverty），并担任主席，至今，ESP与中国、印度、巴西、哥伦比亚、肯尼亚、墨西哥六国进行小额信贷网点布设合作。

    ■ 本报记者 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