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第01版:头版
   第02版:数字
   第03版:新闻
   第04版:新闻
   第05版:新闻
   第06版:新闻
   第07版:新闻
   第08版:封面报道
   第09版:封面报道
   第10版:社会创新
   第11版:专题
   第12版:专题
   第13版:专题
   第14版:国际 案例
   第15版:益言堂
   第16版:寻找慈善传统
禁毒,草根组织在做什么?

版面目录

第01版
头版

第02版
数字

第03版
新闻

第04版
新闻

第05版
新闻

第06版
新闻

第07版
新闻

第08版
封面报道

第09版
封面报道

第10版
社会创新

第11版
专题

第12版
专题

第13版
专题

第14版
国际 案例

第15版
益言堂

第16版
寻找慈善传统

新闻内容
2014年09月09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禁毒,草根组织在做什么?

    长沙,有一个由2000多名妈妈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禁毒公益组织——“长沙雨花区妈妈禁毒联盟”,接受过专业禁毒知识培训的她们活跃在社区、家庭、学校、戒毒所等场所,宣传禁毒知识、帮扶戒毒人员。创办者之一,53岁的孟繁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十年前在电视禁毒节目中看到一名与自己女儿同名同姓的戒毒孤女讲述自己不幸染毒的经历和深深忏悔,从那以后她便投身到民间公益禁毒工作中。

    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康复中心成立于1998年9月28日,是致力于帮助药物滥用者摆脱毒品、恢复社会功能的一个专业机构。

    (上接08版)

    果然,袁献远的干预方法很有效,两人接触的一年半时间里,大哥一直保持操守,并成功创业。

    “做个案的时候关键就是找到这个人最在意的点,心理学上叫做动机,然后入手。你会发现除了没有家人的一些个案,几乎所有人的动机都和家庭有关。如果家人能够支持他,帮助他,他就不会到家庭之外寻求一些非法或者不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

    袁献远做的个案里,年龄最小的吸毒者是一位初三的女生。“已经辍学了,那么小的孩子,我接触她时,喝止咳水都有五六年,牙齿全坏掉了。小姑娘的父母做生意,很少照顾孩子,家里第一个发现她异常的是她弟弟。”这个父母亲缺位的女生,喝止咳水是因为朋友义气,她的一个好姐妹用了止咳水后停不下来,她本意是为了帮助小姐妹戒掉止咳水。她告诉小姐妹:“这有什么,我陪你一起喝,然后我们一起戒。”没想一喝也成瘾了。

    听完女生的讲述,袁献远很痛心,但同时也判定:与叛逆的孩子不同,这个女生是一个心地善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时我再挖掘她的动机,在她的生命里什么会让她觉得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女孩特别在意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因为父母长期疏于照顾,她很渴望亲密的家庭关系。我就帮她去跟她父母沟通,让他们先客观冷静地看待她喝止咳水的这个事情,再陪伴她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告诉她的父母包括弟弟,每次都要一起陪她来社工机构,全家人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在一种安全的关系网络里,小女孩恢复得很快,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康复过程,随后开了一家美甲小店。

    2014年4月,袁献远成为了一名国际戒瘾咨询师。这是我国首期戒瘾咨询师培训,同期的学员里,大都是各医院的医生。“对于吸毒者来说,复吸是很常见的状态,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所以做戒毒很难有成功感。我希望能学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更清楚地了解和感知这一人群。即便他复吸了,但他对毒品、对家庭、对自己的健康包括对社会的认知有多少改变,那也是我想要的过程。”

    故事三

    戒毒典型远离毒品后的生活

    李芸保持操守已经11年了。对于有吸毒史的人来说,没有复吸就是“保持操守”,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来供他们衡量什么是戒毒成功。“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毒品的诱惑对于曾经吸过毒的人来说是终身的,也许只有保持操守到生命最后一刻才是真正戒毒成功。”

    1998年,李芸20岁,开始沾染毒品后一发不可收拾。在“把市面上的毒品能用的都用了”以后,2003年9月,她被抓到了强制戒毒所。

    在李芸来戒毒所之前,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刚刚从云南戴托普社区学习归来,准备成立一个类似的戒毒社区,名叫向日葵。云南戴托普是我国首家采用TC管理模式为药物滥用人员提供服务的机构,TC模式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大家庭式的集体治疗方式,通过不同阶段的不同干预手段,帮助吸毒人员重建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体系。

    “03年10月,我被挑到社区用这种方法戒毒,一起被选中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会挑那些接触毒品时间比较长的,然后跟你聊,问你有没有进入社区的愿望,问你的家庭状况,判断哪些人可能会取得明显的戒毒效果,最后选进来。”

    受戒毒所性质所限,向日葵社区无法全部参照TC模式给吸毒者提供特别宽松的自治空间,但取得的效果还算差强人意:十几个人坚持操守到现在的有六人——而我国吸毒人员的复吸率高达90%以上。

    社区生活结束后,很难重新返校的李芸选择留在社区做志愿者。戒毒所也非常欢迎她的决定:“我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是典型。在戒毒所工作的人很郁闷的,他们常年看着一些熟悉的面孔进来出去又进来,工作很没成就感。”李芸说中国戒毒所最大的问题在于强制,而所有基于非自愿的戒毒行为都是无效的。

    2007年,因为一直做志愿者不能转正,也不能开工资,李芸离开了。随后,她在禁毒教育基地做起了网站编辑,不到一年,又离开了。“这两家都是政府背景,不可能留我这种有成瘾经历的人做正式员工。所谓的前科,就是你被抓过,那你的身份证里就永远有记录,就可能随时有警察来找你。”

    李芸最近一次被查是在2013年末,她到复旦大学参加一个与禁毒相关的研讨会,住在学校旁边的酒店。酒店的登记信息把她“出卖”,警察找上门来。“没找到我,就找到了会议主办方的一个教授,说要给我验尿。教授当时就急了,特别激动,跟警察吼:她已经10年没复吸了,你们这样不正常!”李芸自己反而很平静,在她看来,这件小事习以为常,没必要大动干戈。

    几年前,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她因为一通电话跟爱人离了婚。“警察打电话到我公婆家,老人不知道我之前的经历,有点接受不了。虽然我前夫知道,但老人们心里有隔阂,生活就总有矛盾,没办法,只能离了。”

    2008年,李芸被挖到了一家做艾滋病防治的民间组织,这是她第一次接触NGO。在戒毒所做志愿者的几年,她学了心理学,考了心理咨询师证,已经给自己明确了个人发展方向——做戒毒方面的心理咨询。“但来机构以后,眼界就开了,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2012年,积累了丰富项目执行经验的李芸决定自己单干,成立了一家成瘾问题咨询服务中心,主要以热线的方式帮助成瘾者及家属,同时做HIV检测、心理干预、转戒等工作。

    “HIV检测实际上是疾控中心的活儿,但他们找不到吸毒的人,只能通过我们找。心理咨询的部分主要是我做,另外有几个志愿者阿姨,也都是心理咨询师。”李芸在今年考取了国际戒瘾咨询师证,她介绍毒品依赖的治疗过程分临床脱毒、康复巩固(含心理干预)、重返社会等几个阶段。“现在中心能做的只有心理干预部分,而很多来咨询的人还没有完成临床脱毒的过程,并且康复巩固阶段需要12—18个月,吸毒人员必须保证这段时间每个星期都和心理咨询师有沟通,这个难度很大,尤其我们是不收费的,他们可能这礼拜来下礼拜人就没了再下个礼拜又出现了,所以我们很难成体系地去帮助一个吸毒者。”

    2014年9月3日,记者在位于东直门某公寓内的一家境外孵化公司里见到了李芸。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她的朋友,免费为她提供一间办公室,确切说是半间,另外半间堆满了公司的杂物。李芸说机构还没注册,没有身份募款,主要收入来源是禁毒教育基地的购买服务资金。“还不能打到我的账户上,只能和其他社工机构合作,再转账。”

    “我明年想考一个社工证,把机构注册成社工事务所。一步步发展吧,我不着急。”李芸说。(应受访者要求,李芸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