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位明星因吸毒被抓的消息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毒”势汹汹。根据公安部禁毒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258万人。“登记在册”是指曾被警察抓过强制戒毒。按照吸毒人员显性与隐形比例计算，我国实际的吸毒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也就是每一百多人里就有一个“瘾君子”。而在记者采访的多名当事人看来，1000万的估量依旧保守。

    另一组数据更让人瞠目：全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部省份的全年GDP。一些地方60%至80%的“两抢一盗”案件系涉毒人员所为；80%的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全国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有19.3%是注射吸毒所致……

    更让人感到无力的是：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禁毒工作，而吸毒人员的复吸率却高达90%以上。事实告诉人们：在世界性难题面前，强制不是唯一的方法。

    2011年，新《戒毒条例》颁布，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参与戒毒服务。国家层面寄希望通过一种更为柔和的途径消化一些问题。

    新条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禁毒社区模式及禁毒社工的发展，但对于基层草根组织来说却尚未带来明显利好。注册难、无资金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他们。同时，除了专业社工或“过来人”外，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相关领域。据了解，全国关注吸毒人员的NGO不过十几家。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其中三家机构的创始人。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发起了不同的项目，对于毒品以及涉毒人群有着不同的看法。

    ■ 公益时报记者 张木兰

    故事一

    张文军：帮吸毒人员办低保

    张文军有钱得早，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刚出头的他就已经身家百万。作为炫富的一种手段，他开始吸食海洛因。从1992年到2005年，他一次又一次地戒毒、复吸，三次被强制戒毒，三次因吸毒被劳动教养。

    第一次劳教在女儿出生前10天；第二次劳教老父亲着急上火，瘫痪了；再次从劳教所走出来的张文军暗暗发誓，绝不复吸，可7年零7个月后，他又一次被抓。那是他最后一次吸毒。“我父亲去世了，没有人通知我。我后来看见我母亲的状态，才意识到我是一个男人，我是有责任的。”

    从劳教所出来，张文军为了让生活有所改变，开始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逐渐有了新的生活圈子。自己也开始反省总结：吸毒是一种病，得治。戒毒不能全靠意志，还得靠环境，靠社会、家庭、各个层面的配合和支持。

    “这个群体就是这么麻烦，从接触毒品的那天开始，就给各种人带来各种麻烦。但不能因为麻烦就抛弃他们，那样麻烦就会越来越大。”张文军想让麻烦变小一点，想帮着自己和身边的人找一条好的戒毒之路。

    2008年，他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为吸毒者服务的小组，取名叫“启明星北京成瘾者服务中心”，名字寄寓看能为吸毒者提供一丝光亮和方向。那时草根组织注册还很难，找不到挂靠单位，机构没有身份，几个人就这么一边摸索着，一边往前走。

    “家里人不同意我干这个，你知道吸毒的人嘴里就没真话，他们以为我又用什么方法把这些人召集到一块聚众吸毒。”

    想让人理解就得干实事，张文军第一次帮人，干的是申请低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吸毒的那波人都是有钱的，有头有脸的，要面子。吸毒吸得家败光了，可也得活着，这些人没地方打工，没人要，符合低保条件的也不好意思去申请，拉下脸去申请的被人臊白几句就又回来了。”

    张文军后来总结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一是要了解政策，不能瞎闹；二是要坚持，不能知难而退；三是注意方式方法。一次他领着一位刚从劳教所出来的妇女去申请低保，了解情况后被办事员一句顶回来：条件不符。“我也不急，也不吵，之前文件了解过，国家针对吸毒人员有这个基本保障的政策，这女的离异，无子女，父母又不让回家住，她有婚史，就算独立家庭，父母的收入就不能跟她算一块儿，她属于无收入群体，完全符合标准。”张文军以为自己说得够清楚，没想办事员又来一句：不知道这个文件。“当时情况就已经很尴尬了，还有很多办事的看热闹，我想呛起来也不行，就开玩笑说有电脑能上网您得勤学习啊，不能图省电总关着，主席阁下也不能亲自把文件给您送来。”张文军说当天虽然事情没办成，但彼此没闹僵，再跑几趟办事员也就顺其自然给办了。

    后来，中心的业务又拓展到帮人申请廉租房、组织各种体育活动、社区宣讲，甚至还加了一条热线电话。有了一定影响力后开始有基金会为中心供资助。“都是境外的，包括全球基金在内，每年能有20到40万的支持经费。”

    2009年7月，张文军被邀请录制《小崔说事》，讲草根组织的发展困境。一起上节目的，还有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负责人王奕鸥。那时还没人能预料，5年后，瓷娃娃早已解决了注册问题，发展成一家高知名度的公益组织，而启明星却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一直坚持到2013年初，所有的钱都花完了，中心也就剩下我一个人。”张文军介绍随着境外基金会逐渐撤离中国，中心的资金来源也逐渐萎缩。“这种项目在国内很难筹款，人一听说是帮助吸毒人员，马上就打断说不好意思。有钱帮俩孩子念书，谁乐意支持这个？我们还不能宣传，因为这个群体对于隐私的保护非常重要，不像别的公益项目，能把一个个案推出来，吸引大家关注。我走出去，只能讲我自己。也想过中心自我造血，可把吸毒的人撺一块，没等生产出啥东西呢，就被警察盯上了。”

    中心的项目终止后，张文军又做起了生意。吸毒的人谁找他帮忙他还是乐意出头，他想着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把中心干起来。

    故事二

    戒毒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袁献远为自己发起的机构取了个“一针见血”的名：清醒人生。

    “全称是深圳市清醒人生戒瘾家庭支持中心。3月份成立的，还在办理注册。”过去五年，袁献远一直在一家区禁毒办做禁毒社工。“先后接触过200多名吸毒人员，发现现有的禁毒服务模式有一些限制，所以想尝试家庭戒毒这一方法。我们认为吸毒者最重要的力量支持就是家庭，希望能更多发挥家属的作用，和家属一起帮助吸毒人员戒毒。”

    200多人，只有8人在一年内没有复吸。

    “其中有一名男性的吸毒者（以下称大哥）是深圳本地人，四十多岁，二十年前就吸食海洛因，前后吸了16年。他年轻的时候混社会，手下有一帮小弟，这帮人一起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赚了些钱。吸海洛因时，身边也有七八个小弟跟着一起吸。我接触他时，他已经在尝试戒毒了，把自己关起来，一周只喝水不吃东西。”大哥生理脱毒后，向社工寻求帮助。聊天时，他告诉袁献远自己是一个很有权力欲望的人，非常享受带领一群人或者挣钱或者玩耍的感觉。

    “了解他的个性后，我就鼓励他带着大家一起戒毒。告诉他看谁吸毒就举报谁或者让家人把人关起来，这也是一种权利的执行。另外，我还了解到他是因为母亲才下定决心戒毒的，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最后一次进戒毒所，母亲去看望他时老泪纵横，劝他不要吸了，出来后找份正经工作。后来没多久他母亲就去世了，他心里一直觉得对母亲是有承诺的。所以我就抓住他对母亲的感情和想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性格这两方面，对他进行心理干预。”

    （下转09版）